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浅谈蒙古族长调民歌的起源、分布及特点

蒙古族长调民歌反映着草原生活，而草原生活也离不开长调民歌。因为有了长调民歌的相伴，牧人才可以常年放牧而不感到厌倦。由于长调民歌的哺育，蒙古族才会有身心健康、感情丰富的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调民歌既是草原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游牧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     

清道光间金门林树梅与吕世宜交游考

林树梅和吕世宜都是金门人,道光间从周凯、高澍然治古文。林树梅诗文、绘画、篆石无技不精;吕世宜古文之外,专精书法、金石。林、吕交往以讨论篆石、古器物铭文为多。世宜称树梅篆石“深得篆初变隶意”,运刀“拙处正其妙处”;树梅佩服世宜篆隶及对古铭文的真赏。世宜晚年居海澄,不见他书载述,树梅诗可补其生平资料之缺。     

论叶梦得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

叶梦得受故乡湖州山水的滋养,并深得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浸润,陶铸成高雅脱俗的山水情怀。他经营山水园林,又广泛游历,山水赏悦始终是他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以较多的词来记录这一生活内容,写山水景物和山水情趣,使他成为北宋苏轼以后到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张炎等的山水词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词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情味和与之相应的文笔写山水而形成的清逸词风,成为他的全部词中最耀眼的特色,也是在全宋词中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风格。     

再议廪君与向王

在关于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人们通常将古神话中的廪君和民间祭祀的向王合二而一,作为土家族始祖。本文对此说再次提出异议,从新搜求的资料中,归纳出廪君之外的向王和向王天子另有其历史原型与文化内涵,不应混同。并就廪君与盐水神女的爱情纠葛,从巫文化视角作了新的解读。     

加强青海农牧区基层文化建设二题

构建农牧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牧区基层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统一整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农牧区文化建设既可以丰富和活跃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青海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     

《全宋诗·皇荂曲》作者邓林考辨

文章根据《全宋诗》第67册3520卷资料,对宋代诗人邓林的生平事迹及其《皇荂曲》之外新辑佚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辨。因为同时代姓名相同的几位邓林事迹相混淆,造成了《皇荂曲》作者邓林小传的模糊。据方志等材料对以下数位同名邓林作了深入辨析：A邓林,字楚材,福清人,淳熙五年（1178年）进士,有《虚斋文集》;B邓林,新淦人,宝秸四年（1256年）进士;C邓林两人,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一为南城人,一为崇仁人。《皇荂曲》的作者邓林,字性之,号四清社友,为邓彝叔之子。进而讨论了《全宋诗》和《两宋名贤小集》邓林小传的失误。     

体悟生命发展 彰显人文美育——沈琳主编《大学语文》教材评介

近年来,《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硕果累累,其中,沈琳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是较有特色的一部。该教材汇聚经典作品,关注生命历程、重视生命体悟,表现了教材编写理念的独创性;同时,它以中外文化异同为知识背景,强调对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教材的编写思路新颖;此外,比较注重强化师生的话题意识,使教材更富于课堂操作性。     

沈从文新诗中的湘西文化情结

沈从文的新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对湘西乡村野趣的迷恋,对湘西牧歌情调的向往及对湘西人民朴实品性的热爱,他的新诗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味生命和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审美情趣。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作者选取的往往是自己熟知的家乡景物;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常用鲜活的湘西民间特色语言来写景抒情;他还喜用湘西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来刻画艺术形象,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喻艺术。     

近代汉口市政改革对租界的效法与超越

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这一曲折过程表明,市政独立统一是决定市政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按照现代市政体制进行构架的独立的汉口市政府建立后,力谋城市统一建设管理,结束了近百年多头市政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批带着现代西方最新市政理念、亲历西方现代市政最新成果的海归派专家积极投身其中,付诸实践,使汉口市政焕发出现代青春的夺目光采,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