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西北生态脆弱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对流域微观主体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有利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实现全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适合生态脆弱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意愿属性指标体系,利用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对900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多项式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在自然景观比例、旅游指数、沙尘天气数、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旱生植物面积、水量、水质以及家庭支出9个生态环境属性中,除旅游指数外,其他8个属性均显著影响受访者选择;边际支付意愿较大的属性分别是：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石羊河流域居民针对现状变化最佳改善方案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572.62元/户,全流域每年的支付意愿为2.8亿元。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流域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赣江流域南昌段为例

基于439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赣江流域南昌段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2.44%的被调查居民对赣江流域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南昌市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值约为222.96元;被调查居民的性别、受教育情况、工作性质、居住位置、价值认同、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被调查居民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     

茶农对茶园生态功能的认知及支付意愿——以福建茶叶主产区为例

以茶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福建省茶叶主产区生态保护支付意愿与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受教育年限、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年限是影响茶农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2)茶园的经济效益对农户是否愿意支付起主导作用。(3)茶叶生产质量是茶农关心的首要问题,但茶农对是否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存在矛盾心理。(4)茶农对茶园生态保护意愿支付额度:有一定种植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18000元;文化素质较高且对茶园生态功能、茶叶质量安全具有一定认知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1000元;茶园生态发展的主题定位、经营规模、发展方案等方面较完善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4000元。综合考虑茶园生态保护中茶农的机会成本及支付意愿对制定茶业发展政策极为重要。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是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的难点.研究把上下游政府作为博弈主体,分析上下游利益诉求,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考察长效机制的建设难点、必要条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和上下游的"动态"联系后,能够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保护-补偿"策略的稳定性受上游保护时的损益、下游对上游发展的正向拉动程度、横向转移支付额度、奖惩力度等影响.其次,分析了长效机制的内涵,提出分阶段确定长效机制下补偿标准的思路.最后提出完善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规划、明确央地责任和补偿依据、推动完善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旅游者支付意愿的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以需求侧为视角,以广义的生态旅游者为出发点,对旅游者的支付意愿进行讨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旅游者生态旅游支付意愿的概念模型,在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的基础上,讨论环境态度、生态旅游意愿、价值取向、生态旅游感知以及生态旅游满意度等对旅游者生态旅游支付意愿的影响,据此从政府主导推动生态旅游发展、改革市场行为激发生态旅游意愿、加强旅游管理提升生态旅游感知、多种途径提高生态旅游满意度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对策。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基于CVM的海滨旅游资源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以北海银滩为例

通过对北海银滩的实地调研,在充分了解其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以面对面的方式随机调查了352位北海银滩游客对海滨旅游资源的生态补偿意愿,以及影响游客补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有261人愿意为北海银滩进行生态补偿,平均每人的最小补偿意愿值为61.79元,游客对北海银滩海滨旅游资源影响值(损失值)为元6.87×/a。被调查者的年收入,是否关心环境保护,是否会携带垃圾袋对补偿意愿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宁夏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

在深入探索宁夏森林生态补偿实践历程的基础上,针对多元化补偿方式尚未形成、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来源少、生态补偿管理部门职责交叉重复,以及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提出建立体制机制、制定系统的政策措施、完善法制保障体系、建立多元支付方式、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等对策建议,为构建宁夏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和推动美丽新宁夏及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提供依据。     

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生态补偿理论和我国生态补偿实践,考察了煤炭资源开发企业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采用截面数据,对煤炭资源开发企业补偿责任履行意愿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工艺水平对企业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企业投产年份、环境破坏程度和外部批评情况对企业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

利用对十堰市张湾区和丹江口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模型,对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支付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的认知、补偿政策的认知等变量的共同影响;受访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参加林业种植培训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非林就业技能、非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等因素对受访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受访农户家庭的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护森林生态环境是否应该得到补偿、现行政策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林业收入等因素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改善农户对森林补偿支付意愿的建议:提高农户对森林生态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大以森林为主体的村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     

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梳理国内与国外关于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研究成果,分别从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必要性、生态公益林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机制以及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对于相关利益主体意愿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于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涵义、补偿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学界更多关注的是补偿标准与补偿机制这方面,如何制定合适的补偿标准以及量化补偿指标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最后认为,研究的方向应该是:林农响应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意愿、补偿政策对林农收入的影响、补偿政策对林农林业生产效率影响以及林农需求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优先序等会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

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并且生态环境脆弱,是影响国家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边疆安全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地区。文章在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生态补偿状况的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生态补偿对新疆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有促进作用,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影响不显著,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退牧还草补偿可以增加居民收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导致居民收入减少,生态补偿"组合体"、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补偿、退牧还草补偿的"城镇"效应挤占"农村"效应。因此,需建立生态补偿主体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疆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     

“成本—效益”法核算生态补偿额度——基于流域上下游产业间视角

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研究由来已久,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近来成为研究重点,虽提出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核算方法与体系。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进行梳理与总结,基于全面性、动态性、力求量化的原则,提出基于流域上下游产业间的"成本—效益"分类核算方法,结合案例对比研究,形成更加完善的流域生态补偿额度测算方法体系。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制度短板效应分析

生态旅游逐渐成为一种基于自然环境的"回归大自然"和"绿色旅游"的新型旅游,由于生态旅游资源具有生态脆弱性和环境敏感性,开发不当极易受到破坏,因而要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相统一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必须从制度上进行保证.针对中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制度短板效应,必须建立和完善旅游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