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GATS金融附件中的“审慎例外”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审慎监管的关系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核心问题,而"审慎例外"是WTO法律体系内这一问题的惟一依据."审慎例外"虽然十分概括,但却包含着调整二者关系的原则,蕴涵着审慎措施的标准,从而为界定审慎措施与政策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加强审慎监管提供了根据和保护.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法律规则体系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相比较,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的简单化和不规范导致GATT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存在许多缺陷,不能在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吸收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内核并汲取其经验教训,WTO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取向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的完善及其作用的发挥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301条款”在WTO多边体制外的复苏——基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的法律分析

WTO多边法律规则曾有效制约了美国对其贸易法中"301条款"的使用,然而,"301条款"在WTO多边体制之外仍然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2017年美国就技术转让问题对中国展开调查,"301条款"再次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的单方行为不受WTO法律规则约束的情形之下,中国应当积极利用"301条款"本身的磋商程序进行抗辩和沟通,防止美国作出错误的认定。同时,中国应通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明确国际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则。此外,中国还应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防御美国单边制裁的重要工具。     

WTO框架下构建中国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随着科技的进步,服务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国际上一个在WTO框架下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核心的多边国际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现行服务贸易法制还存在许多缺陷,必须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才能适应WTO与GATS的要求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日经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与权力分析

本文运用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分析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即权力问题。从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现状看,表面上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是对称性相互依赖;实质上中日贸易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国在相互依赖中具有"敏感性",但不具有"脆弱性"。因此,日本只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获得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也十分有限。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最后就中日合作如何摆脱"敏感性"非对称相互依赖向"对称性"方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WTO下构建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之分析

WTO机制有利于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但其有关的环境规则又对自由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使我国的自由贸易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我国加入WTO后的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法律制度应适应WTO的环境规则,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完善环境贸易法律,积极推动我国绿色贸易的发展;积极利用WTO规则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强化贸易与环境执法,才能使我国的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法律制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评析WTO法律解释规则

WTO法律解释对其协议的实施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贸易争端的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WTO法律解释规则.本文对WTO法律解释规则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国家单方退约的国际法规制

近年来,国家单方退出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实践,给国际法治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不仅削弱了由条约所构建起的多边合作模式,造成实践中国家对国际法实质正义的忽视,同时还导致国际关系更加显现出权力政治的特点。现行国际法理论不完善是导致条约退出机制规制国家退出权滥用不能之关键,而在条约退出机制中加强对实质正义的强调并改善现有国际法对实质正义认定的局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路径。完善的规制国家单方退约法律体系的构建,可以考虑在理论层面上引入"知行合一"思想,在规范层面上构建国家滥用单方退出权的国家责任体系,以及在实施层面上形成法律与政治相结合的双重条约退出争端解决方案。     

WTO法治行政理念--一个权利、权力关系的视角

法治行政是现代各国行政法的法治理念,WTO法律在法治行政的"权利授予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利控制权力,权力向权利负责"各逻辑阶段,对其均有体现并对国内行政法提出较高要求.从权力、权利关系视角阐述了WTO法律的法治理念,并回应WTO法律的具体要求,结合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对如何完善中国的行政法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视角

WTO是一个有关贸易的全球性组织,WTO以其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而著称,除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司法审查制度也是WTO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行政诉讼制度受到了WTO规则的挑战,针对WTO对我国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及法学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推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国际的接轨。     

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存问题及应对措施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之一,自形成以来已获WTO成员的普遍认可,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今后各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由于入世时间不长,缺乏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刻了解,在国际贸易争端处理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本文重在研究如何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我国国际经贸活动的顺利开展,从2008年7月18日"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的终裁引入,虽肯定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客观地指出我国运用该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并针对不足探讨我国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应对措施。     

美国“快车道”授权探析

国际贸易谈判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贸易政治,而贸易政治中涉及利益集团、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相互博弈,产生了很多贸易政策制定机制,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快车道"授权。本文追溯"快车道"授权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快车道"授权变迁的原因,探讨"快车道"缺失对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影响。     

WTO体制下的普遍优惠制

本文介绍了普遍优惠制(GSP)这一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由来与局限性、普遍优惠制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体制的协调过程,并进一步阐述了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体制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发展的过程中,普惠制在WTO体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针对我国所面临的即将接受WTO体制的实际,本文提出了在WTO体制下利用普惠制,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若干对策。     

“入世”后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分析

针对加入WTO后,WTO规则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所形成的影响进行分析,既指出了其所提供的稳定的法律环境和国内有利的法律政策条件,又剖解了其中某些不利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制定完善配套的法律政策体系和设立相应的经营管理机构、建立技术标准体系等措施,来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制环境.     

WTO机制下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评述

美国贸易法"301条款"长期以来既是美国开拓海外市场和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最有力工具,又是美国应对国外贸易壁垒最重要的国内法依据之一,但其同时也是一项最富争议的贸易法规.虽然世界贸易组织早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始终不放弃"301条款",继续使用该法律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措施进行调查、谈判,甚至威胁和报复.中国作为深受其害的经济转型国家,有必要研究和积极应对,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依托,借助多边框架据理力争,解决国际纠纷,多渠道地捍卫自己的权益.     

全球化新阶段与贸易政策新挑战

全球化进入发展新阶段,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加快,数字贸易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对就业增长形成挑战,全球价值链正在转型重构,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已经开始。与此同时,WTO全球多边体系改革迫在眉睫,贸易制度聚焦"公平性",各国贸易救济的制度性保护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将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制高点,贸易数据和统计方法滞后妨碍贸易决策,自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贸易政策还是首次居于全球政治议程的中心,应对全球化新挑战需要各国的政治共识与商务外交合作。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视角

WTO是一个有关贸易的全球性组织，WTO以其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而著称，除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司法审查制度也是WTO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行政诉讼制度受到了WTO规则的挑战，针对WTO对我国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及法学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推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国际的接轨。     

网络空间“再主权化”与国际网络治理的未来

与网络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去国家化的网络政治模式相反,"再主权化"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政治发展的新态势。这一趋势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网络政治互动的共同产物:一方面,国家权威通过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明确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管辖范围和方式,将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主体重新纳入主权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通过对外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从而确立其在网络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再主权化"的发展给国际网络治理机制带来了深远影响。     

“以社会制约权力”:理念、内涵和定位

"以社会制约权力"是一种民主思想,是对三权分立和人民主权这两种民主理论的融合,同时也是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结合。它是现代民主中权力制约的方式之一,强调的是通过来自社会领域的力量对国家权力构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制衡,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完善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作为权力制约的一种方式,"以社会制约权力"是现代民主所需要的,但又不是惟一的,它需要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一起服务于现代民主政治。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亡“周期率”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官僚政治,注意建章立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官的分工和职责,分权制衡,一方面对不尽职责的渎职、失职和贪官污吏实施问责制,以避免官吏滥用权力,确保他们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对官吏实行激励制度,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用法律保证行政体制和机制运行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防范了权力的滥用,调节和缓和了君主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降低或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和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促进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制约和调节机制是为了维护皇权秩序,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制度服从权力意志,官吏只服从皇权和上司,排斥制度化、长效化、透明公开的群众民主监督方式,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因时、因人而异,长效性的规范无法发挥作用,体现出一定的"专权"和"人治"性,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无序和周期性的震荡。因此,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形成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