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客户集中度吗?

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关系交易的替代变量，研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客户集中度之间关系及其逻辑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客户集中度，减弱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中介渠道降低客户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客户议价能力较高和存在关系型投资的企业，ESG表现对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ESG表现能否增强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ESG表现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甚为关键。本文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增强企业绿色创新,对绿色实用专利创新表现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对于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强于成长期和衰退期;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ESG表现会对企业未来生产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可持续发展之路：ESG实践与企业创新

ESG发展理念逐渐受到中国企业的关注，也为企业管理决策和战略转型带来了新机遇。基于这一研究背景，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Tobit模型、工具变量和控制竞争性解释等方法实证检验了ESG实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产出。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ESG实践程度增强了企业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改善了管理者短视行为，缓解了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外部媒体关注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均正向调节了ESG实践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此外，ESG实践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还通过与企业创新的交互作用提升了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丰富了ESG实践和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如何进行战略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双碳目标下企业可持续发展: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

ESG责任履行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是企业价值投资的关键指标。基于此,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ESG责任履行指标,将其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并通过构造的非线性模型系统地考察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会削弱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此外,企业履行ESG责任主要是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以提升企业价值,而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信贷融资成本视角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信贷融资成本在ESG表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样本中,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企业也应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ESG表现水平,以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