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族际政治文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民族政治与治理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大议题;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否能够达成善治目标,与其民族政治的理念、路径、制度、法治与治理现代化是否成功紧密相关。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包括民族政治文明理念、民族政治制度完善、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定贯彻中国在族际政治文明方面的理念、制度和法律,深化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多民族社会环境,我国应借鉴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族际政治文明理念和治理经验,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目标到理论逻辑、实践路径都有创新和进步,丰富提升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其重要经验之一是十分重视共同体价值与共同体建设。中国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创造性地在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国家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有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现代化道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以复合性治理凸显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之路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道路中推进的,民族事务治理与统一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共同推进。新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加强民族事务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科学性治理,进一步实现了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相互强化以及有效应对挑战。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视野来看,国家发展应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将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及完善

在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就是具有特定目标的民族工作体系。经长期民族工作实践磨砺,以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进步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已经比较完整和成熟,具体包括作为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民族理论;针对性很强的制度、政策和法治体系;自上而下的民族工作机构和社会化格局;融入治理实践的宣传和教育体系;针对具体地区具体问题的治理方略;运作有效的治理机制。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其运作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具体实践,显示了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上的优势和特色,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从完善的角度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因素尚不够充分,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因素还有待补充,已有的体制成分及其结构关系还有待调整。完善治理体系的过程就是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也是民族事务治理必须坚持的方向。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大数据、智能化和网络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必须得到普及和提高。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百年演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从先革命后建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变迁;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以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创新了党的现代化观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课题,提出实现现代化新的两步走战略,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现代化思想。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七部分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行了论述,阐明了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国家治理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论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这种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凸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革命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了国家治理革故鼎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共识,丰富了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中心战略定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总体战略具有协同推进关系。就逻辑机理而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动主体的同一性、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实践过程的联动性。就现实基础而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需要聚焦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性、民族团结进步大局的前提性、民族领域意识形态风险的挑战性。基于二者协同的逻辑与现实关联来看,深植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凝聚民族团结主体力量、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是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我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契合性,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依靠力量和目的归宿,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全过程。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培育青年奋斗精神的历程与经验

重视培育青年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伟大实践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培育青年奋斗精神总体上经历了引导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号召青年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青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激励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培育青年奋斗精神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与思想引领的统筹保障、坚持服务大局与青年发展的同向同行、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的良性互动、坚持制度建设与组织赋能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方法创新与环境优化的有机结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党的青年奋斗精神培育工作只有充分把握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挥系统合力,才能使广大青年始终成为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奋斗力量。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从概念内涵、历史生成和发展走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区别和联系是它们在各自轨道上既运行不悖又相互依托、相互作用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制度保障和能力保障,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体制机制促进二者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应客体需求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解析

民族事务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根据属性划分为身份事务、权益事务、政策事务、创建事务和关系事务。民族事务除了具有公共事务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特定性、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作为治理客体,民族事务对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提出了诸多要求。着力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依法治理、政策运用等多种能力建设于一体。     

十八大以来党对互联网治理的新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主旨既高度肯定了互联网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又深刻阐明了加强和完善互联网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既为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又明确提出了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努力方向,向国际社会倡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法、有序、协商治理互联网的互联网治理观。学习贯彻这些讲话思想和精神,有利于清醒认识我国在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有利于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同时,对于协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信息化工作、构建新型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网络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革命时期的扫清障碍、建设时期的早期探索、改革时期的初步确立与新时代的推进拓展四个阶段,其中,毛泽东领导了革命时期的扫清现代化两大障碍与建设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与事业的拓荒者、先行者与奠基者。他终其一生心系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致力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他主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照搬旧式民主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现代化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他在革命时期主张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障碍,以革命解放生产力;新中国初期主张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推动国家工业化,以革命促进生产力;在晚年为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所困扰,幻想以“抓革命促生产”并导致了严重失误。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经历从“国家工业化”的“一化”,到“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二化”,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三化”,再到定型为四个现代化的过程,这表明他对后来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显著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与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