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考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证明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我国未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明显冲击,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实际上我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隐患,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才能确保我国金融运行安全.     

风险输入视角下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

利用2000—2020年年度数据,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输入性风险四个维度选取31个基础指标,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金融稳定综合指数（CFSCI）,进一步探讨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稳定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外部输入性风险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明显冲击;分析表明,金融稳定性上升能够降低经济波动,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平稳;相比之下,宏观经济的运行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著。     

浅析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这些都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改革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构建高效运作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我国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遵循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和前瞻性的原则,探求我国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从而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稳健发展。     

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

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发展时若使用不当,会加大金融风险,因为创新促使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策略,金融体系改变其构成,以及金融风险的隐蔽性更强。金融创新风险对金融业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提升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特别要注重防范创新过程中新的风险,保证金融稳定,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构建适合利率市场化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从利率市场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入手 ,提出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成功实现的基础 ,严格监管下的金融自由化 (利率市场化 )才是真正的金融深化 ;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的漏洞 ,就如何构建适合利率市场化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金融生态视角下的金融监管

从"金融生态"这一概念出发,提出并分析构建金融生态系统来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于生态环境治理维度的构念,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应以监督主体制造客体、引导客体流通于主体之间为主线,辅之以过滤主客体对金融环境作用、控制环境对主客体的"反馈调节"来操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金融发展能力研究——以西北五省(区)为例

金融支持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的关键保障,而金融发展能力的提升则是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功能的基本前提。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西北段沿线五省(区)为分析对象,选取衡量省域金融发展能力的35项指标构建相应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模型研究和评价沿线各省金融发展能力。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西北五省(区)金融整体发展能力依然较弱,但陕西和新疆的金融发展能力相对西北地区其他三省(区)处于较高水平,而处于中等水平的甘肃的金融发展能力与前两个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宁夏和青海则相对排名靠后;五省(区)金融发展能力受其经济发展程度、金融行业规模与效率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显著,并且各自的影响效应大小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向西开放重要功能的西北地区,亟需通过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强化区域金融合作以及改革创新区域金融发展等诸多措施,合力促进区域金融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最终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货币、资本循环与金融安全———基于美元货币政策冲击的视角

通过深入分析跨国资本循环、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人民币金融主权的内在机理,结合2009—2020年的样本数据,运用带搜索模型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SMSS-TVP-SV-VAR),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跨国资本循环对我国金融安全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跨国资本循环是美元货币政策冲击的主要传导途径;(2)宽松的美元货币政策和跨国资本的流入增加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影响了人民币金融主权的提升;(3)人民币跨境贬值损失风险受到外部美元政策和跨国资本循环的直接冲击,且这种冲击呈现显著的时变特征;(4)稳定的人民币币值有利于缓释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了人民币跨境贬值损失风险。     

新常态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与防范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特别指出了新常态下,金融风险防范遇到的新挑战。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导特征,构建了金融风险指标体系,并使用综合评价法测算了金融风险指数。影响金融业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具有一定的混沌特征,本文进一步刻画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作用。最后,提出应有针对性地改革当前金融监管理念,建立综合监管体制,统一制定金融产品监管标准,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     

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安全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夏季，之后迅速蔓延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各国金融安全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威胁和挑战。为了维护金融的安全与稳定，各国不但要提高对金融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增强对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还要加强国际区域金融合作，并为构建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不懈努力。     

基于外资银行参股的银行安全预警体系研究

金融安全尤其是银行安全涉及一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随着外资银行参股国内银行事例的增多,建立有效的银行安全预警体系已刻不容缓.以管理层与股权控制、银行业务控制、银行股权稳定、信贷控制、风险传染、金融监管六大类指标为基础构建的外资参股银行的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准确评估引进境外金融机构的效应和建立快速有效的金融安全监管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金融监管的缺陷及其法律矫正

我国金融制度处于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 ,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急速发展的金融创新更凸显了我国金融监管的严重滞后 ,形成了种种缺陷 ,如金融监管的原始缺陷与嗣后缺陷 ;明知缺陷和未知缺陷 ;明显缺陷与隐蔽缺陷 ;单一缺陷和复合缺陷 ;监管过度的缺陷和监管不足的缺陷以及结构缺陷。金融监管存在的这些严重缺陷将会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因此必须对其不同的形成机理 ,施以相应的法律矫正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我国银行业开放后的农村合作金融监管对策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将于2007年春夏完成各项审批手续,全面进入我国。我国金融市场的各组成部分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农村合作金融也将面临较为复杂的形势,做好合作金融的监管工作尤为必要。目前,农村的合作金融监管方面存在较多问题,为此,必须健全金融法规体系、科学设置监管机构和建立科学的合作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控制和化解体系。     

网络银行监管法律问题探究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随着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 ,导致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受到了诸多的挑战 ,对网络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金融支持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经验分析

选取2006—2015年西北五省区的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对绿色发展指数的测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数并将其作为自变量,以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绿色金融以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作为因变量,然后引入技术水平、财政支出率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值比这3个控制变量,对西北五省区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优势下更好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支持中,金融规模的扩大速度要与绿色发展增长速度相协调;金融效率以及绿色金融的提高会对地区绿色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地区绿色发展起反向阻碍作用。(2)技术水平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值比的增加会对绿色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支出中对绿色发展支持率较低会对绿色发展起阻碍作用。     

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系统思考

加强金融监管 ,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是事关银行体系安全、金融秩序正常、金融事业稳健发展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 2 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取得了很大成效 ,也存在监管效率低下问题。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必须明确监管目标重点 ,健全组织体系 ,实行综合性监管 ,讲究监管方法与手段 ,强化法制建设和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视角下金融创新与监管动态博弈研究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一个动因,金融创新又促使金融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然而,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缺失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仍会出现.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本轮金融危机,用“核心—边缘”监管思想来分析美国的金融创新活动与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不足,进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论金融控股集团主导格局下监管结构的选择——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变为视角

为保障金融控股集团的稳健运行,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采取规范分析和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从与我国金融监管结构相类似的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变革入手,研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大调整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提出确立以人民银行为主监管人的伞形监管结构,并通过成立金融协调小组、建立制度化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联合行动机制,构建以人民银行为主导的法定监管协调机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研究——基于大宗商品金融化视角

近年来"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性面临诸多挑战,探究商品金融化视角下的金融市场风险防范对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系统梳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宗商品金融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同时基于改进的商品期货定价模型,从金融化视角详细剖析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商品价格、供给和需求冲击的边际效应,比较其在长短期和市场波动环境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其次,利用2000—2020年一季度美国金融市场和2010—2019四季度中国金融市场样本,分别构建金融化指标和金融市场稳定性指标,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考察金融市场稳定性、商品价格以及金融化程度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最后考虑市场波动差异,特别是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这类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实证检验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中美两国商品指数市场中,金融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短期冲击影响程度最大,各个市场受冲击后的1至2年内价格水平均能恢复均衡状态;金融市场稳定性受大宗商品金融化影响显著,特别是在商品指数市场;相较于大宗商品供给、需求和价格,金融市场稳定性在短期内由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主导;商品金融化程度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较长期更显著,影响程度也更深;从长期看,金融市场稳定性由大宗商品价格主导,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影响则较弱;进一步通过门限模型证实,相对于金融市场低波动环境,在高波动环境中大宗商品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短期影响力更强。据此,对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持仓报告制度体系,强化对金融交易者持仓识别与金融化程度监测;第二,分市场环境监管机构投资者持仓,避免"一刀切"持仓限制,因人施策差异化管理市场金融投机行为;第三,建立金融市场联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风险识别效率,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蔓延,合理应对大宗商品金融化现象,维护金融市场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