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创建文明城市中社会组织参与研究——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比较视角

文明城市创建的"复合型事业"本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必要性。以汕头市社会组织在交通志愿服务中的参与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理论比较视角,社会组织怎样参与交通整治?参与过程折射出怎样的地方政社关系?如何让社会组织在创文中发挥更大作用?从政府对政社关系的认知、创文动员架构及政社互动过程来看,社会组织仅被看作是"填缝剂",始终处于被领导的地位。鉴于创文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地方社会治理的"沙漏型"结构所隐含的治理困境,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认清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使文明城市创建事业顺利进行下去。     

论政府社会治理的“四民原则”——兼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四民原则"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民本、民权、民生、民享"。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还存在诸如行政观念转变不足、治理目标偏差、公民参与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民为本、民生为重、赋权于民与民有所享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导航,也是摆脱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现存治理困境所应秉承的理论原则。基于此原则,政府行为价值及结果应最大限度反映民众利益诉求、赋权于民,并最终实现民有所享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也证明我国社会管理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执政道德的两个维度: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

执政道德可以从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两个方面来理解。道不同于德,立党之"道"就是政党追求的一种根本性价值目标、理念。任何政党都有自己所求之"道",惟"道"之具体形式不同。为政之"德"则是政党理念的现实化,即一个政党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中西方社会政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们在治理方式上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大党治理”:涵义、价值、视角及途径

"大党"概念的考量,涉及党员数量、组织规模与政党功能等多重维度。世界几大政党的衰颓及大党治理大国的中国现实愈发凸显出"大党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现代治理理念的变迁则为"大党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阈开拓和理论启鉴。从传统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型,是现代大党维系科学持续发展的理性的路径选择。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善治理论与中国地方治理

地方治理意味着地方政府从中央一体化的垂直结构下抽身,确立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利益;同时,它也表征着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并逐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治理中重要的参与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善治理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但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用善治理论观照中国地方治理时,其前提和基础条件的具备与否是受到质疑的,从而,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也是有限的。     

国家治理奇迹的重读与再造:一个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国家治理奇迹的理论认知可以拓展为包括已经取得的经济治理与快速发展奇迹、政治治理与长期稳定奇迹、社会治理与全域和谐奇迹,以及正在迈进的文化治理与文明崛起奇迹、生态治理与天人合一奇迹、政党治理与共生共益奇迹六大奇迹。在国家治理奇迹理论认知拓展的基础上进行文献回溯和总体评析,认为已有解释路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有益探索,但是存在机械剥离和碎片化解读的理论困境,因缺乏学理贯通性和理论整合性而丧失了学术说服力。以"政道领航——政体再造——治道演进——治体优化"为新的解释框架对国家治理奇迹的成就路径和生成逻辑进行了剖析,进而指出了国家治理奇迹再造的目标指引和建设方向,指出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治理迭代,打造中国式善治,实现国家治理奇迹再续再造。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农村社区多元参与治理中政府行为研究——以湖北“三万”活动为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一元结构"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过渡。农村社区——乡村社会全息缩影的公共空间,浓缩影射了社会构造的多元化功能,拥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内生秩序的效力。本文以湖北"三万"工程为例,探究在农村社区共同体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背景下,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政府如何引领各方力量协同,构建社区对话平台,扩大公民参与,让农村社区从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信念的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实现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与加拿大城市的案例研究及比较分析

通过中国与加拿大的城市若干公共服务领域的案例研究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加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情况与两国的不同背景尤其是政府体制密切相关,从两国地方公民参与的演进也可以看出两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不同特征。中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若干典型领域,诸如城市贫困治理、环境治理、保障性住房供给、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女教育等的公民参与,也体现了中加两国地方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某些显著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对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了解地方治理在变革社会中的发展趋势。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治理”与“元治理”

"治理"是当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范式,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被视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向。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凸显出传统治理理论的主要缺陷:忽视"治理失灵"的可能性,未能回答治理发展的主体、路径问题。而方兴未艾的"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轴角色,倡导政府运用制度化途径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提供了新视野。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深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的参与治理是服务型治理。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创新中吸纳着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社会工作,也存在着张力,这来自于政府与社会工作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二者之间的非平等关系、地方政府潜在的维稳思维。作为新社会进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在价值普遍性方面做出努力。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