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权力话语下的“红色经典”

作为权力话语建构的"红色经典"本身承载了诸多意识形态功能,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文化做为一个斗争的场域,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红色经典"的生产与运作的命运是时代精神的表征。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话语分配与身体调控——论解放区文学中的性话语

话语的生产与分配是社会对身体进行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性话语方面尤其如此.在解放区文学的性问题上,革命话语、启蒙话语以及民间话语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解放区的启蒙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持下,对民间话语中的贞洁观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然而,这种启蒙话语却可能因为与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被否定.正是在革命要求的"圣洁"面前,民间话语中贞洁观念通过"革命"的幌子得以还魂,性因此也被逐渐排除在革命话语之外.通过消解启蒙话语、驯化民间话语,解放区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性话语生产与分配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调控.     

“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

《棋王》中的身体书写显示了"寻根文学"中现代性与古代性的混合,但文本已经蕴含了质疑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想。从寻根形象、文化符码以及寻根"结局"入手,将《棋王》这一症候性的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结构的努力体现了进步意识带来的美学创新欲求,但这种美学变革在当时又阻碍了"现代性疑虑"的进一步思考。80年代"寻根"的结局是另一个开始,它背后的犹疑预示了90年代更为明显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解。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挣脱“创伤性记忆”的怀抱

福柯的"对抗记忆"理论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帮助我们充盈和纠正被建构的"记忆";本文以"创伤性记忆"为切入点,揭示当下"新历史主义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小说<人面桃花>再现中国革命中被遗忘和遮蔽的"感性"因子,凸现"感性革命"柔软,而又不乏"原始强力"的特质,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话语的扬弃.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日常生活意义的拯救与回归——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流变

在任何时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文学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形成了两种独特的结合模式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救赎和对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文化大革命”后,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叙事力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突围并日益疏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在极度膨胀之后陷入欲望化的泥淖里迷失其意义。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之中,一些具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于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着多向度的追寻。     

情归革命的红色恋曲——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作为其主流文化资源而存在的。本文以"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为个案,探讨了当时这些文本在政治夹缝下对爱情的处理策略,由此推及十七年时期爱情书写的时代特征。从而展示了文学书写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黄段子灰段子是民间话语的一种体现,它以狂欢化的色彩表现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同时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进行消解,体现出民众在社会转型期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想象和情感表达。红段子则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引导和传播的一种意在挤压民间段子(主要指黄段子灰段子)话语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的"红色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艺形式,红段子的文化生产方式体现了官方话语对民间话语进行规训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