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国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评介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辑校编纂他们的文集,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继曹操、曹植、王粲的集子整理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郑州大学中文系俞绍初先生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作为国务院十年     

曹植与五言诗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在群星灿烂的建安诗坛上,曹植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建安”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著名诗人,诸如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踽、徐幹、应场等,即所谓“建安七子”。三曹与七子,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运用五言体这种带有歌谣特点的形式,以慷慨悲凉的基调,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咏唱建立统一局面的理想,形成了“建安风骨”。不过,以成就最大的三曹而言,他们也还各自有所侧重的:曹操使四言诗重新放出了光彩,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四言佳作;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贡献,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曹植则使五言诗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对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乐府诗小议

曹丕是建安时期众多作家中较突出的代表。他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一起为建安文学的发展,为创立“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作了不懈的努力。曹丕诗作传称有《典论》五卷、集二十三卷。钟嵘《诗品》称其诗“则     

鲁迅论建安文学

鲁迅对建安文学的总评价是“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指出建安文学风格特色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肯定曹操是这种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建安作家的具体评论能够摆脱陈陈相因的旧说，提出切合实际的新论。     

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

以政治家、军事家著称的曹操,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自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前后凡三十年间,他“登高必赋”,创作了一些至今脍炙人口的诗章;他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以至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倡导、扶植与推动的作用。今年刘知渐同志在《评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     

关于邺下文人集团的构成

建安文学即是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即“三曹”“七子”的文学，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三曹之文学自不待言。“七子”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然曹丕初衷只在试图昭明新故友朋文章之不朽罢了。终观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自非“三曹”“七子”所能涵盖     

论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正> 一建安时代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建安,是东汉末献帝的年号。它起自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成为北中国的真正统治者。建安二十五年,六十六岁的曹操卒于洛阳,曹丕随即废掉汉献帝年号,改新王朝称魏。但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并不严限于这二十四年。它实际上是指汉末魏初约半个世纪的动乱岁月。建安文学,是以“二祖陈王”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以“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作家为辅翼而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有一段说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     

建安文学繁荣的主因

建安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他们运用各自的才能进行创作,写出许多优秀之作,共同创造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建安文学兴盛的主因,要从文学人材培育的角度去作深一层的探讨。本文认为,东汉末叶的学校制度和清议监督下的举荐制度,造就了众多品学兼优的文士和兼擅诗赋的儒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准备了一代英才。这是建安文学繁荣的主因     

略论建安文学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坛上一座艺术高峰。唐代作家不仅研究建安文学、评论建安文学 ,而且在创作实践中直接学习建安文学 ,“追建安之风骨” ,从唐代诗人的很多作品中 ,可以看到其内容、气韵、艺术表现手法与形式诸多方面与建安文学的内在关系。     

曹操和乐府诗

在建安诗人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涉足过乐府诗的创作。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吁嗟篇》、《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从军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厅》等等,都是建安诗人所创作而千古传颂的文人乐府名篇。但是,在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乐府诗的创作只占很少一部分,有的诗人不过只写了一、二篇。曹丕和曹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争鸣与反思——以批评主体的角度为观照点

1993年,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展开了一场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王晓明为代表的批评家从捍卫“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当时以王朔、张艺谋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各自阐述了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看法,孟繁华、洪子诚等人提出“新理想主义”,而以陈思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更看重“人文精神”的实践。这些讨论彻底改变了文学批评界“一体化”的局面,当代文学批评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也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但批评主体在这之后的学院化和体制化,也使得批评和研究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精神生态的恶化日趋严重的今天,知识分子自身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国时期辟谷者郤俭考析

以文献为主要依据,考析与郤俭相关的＂被曹操召集并传播其道术＂、＂曹植对郤俭做调研＂、＂堕入空冢学会辟谷＂＂、跟随王真学会胎息＂等几件大事。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从《文心雕龙》对陈琳的评价看刘勰文学批评观的局限性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无论是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峰。本文试图从它对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之一陈琳的论述中探讨其基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不足。     

一位绝代佳丽的文化命运遭际--谈三个王昭君的人物形象

王昭君在马致远、郭沫若和曹禺的笔下分别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马致远的《汉宫秋》里 ,她是一位富有民族节烈光环的明妃 ;在郭沫若的《王昭君》里 ,她是具有叛逆意识的娜拉 ;而在曹禺的《王昭君》里 ,她又成了肩负民族和解使命的阏氏。这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时代精神的映现。但这三个形象有一点相同的是 ,她们都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的载体 ,不过这种“士”的精神只是一种守成性的 ,而不是创造性的。     

云台秀峰各有态 七贤遗韵赋新声——近二十年“竹林七贤”研究综述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文章主要从竹林七贤本身属性、政治态度、魏晋玄学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们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总结了近20年竹林七贤的研究情况，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与不足，以期推进竹林七贤的研究。     

抗争与牺牲的两极——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

曹禺剧作中塑造了两类极端的女性形象:包括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在内的抗争者与愫方、瑞珏、王昭君所代表的牺牲者,反映出作者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体验及艺术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