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论武士道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的原因

从平安时代中期到江户时代末期,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000余年,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一直指导、制约着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历了行动、制度到理论的发展阶段。然而,到了近代,武士道不仅没有随着武士的解体而走向消亡,反倒演变成日本民族的信仰道德规范,并被军国主义操纵和利用,成为典型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     

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

8、9世纪 ,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 ,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 ,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 19世纪后半期 ,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 ,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武士道以利益为杠杆 ,靠生命来体现 ,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精神资源 ,驱使臣民以统治者的意志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日本人 10 0 0多年的历史创造中 ,武士道崇尚武勇的“战争之道”和强调忠诚的“献身之道” ,逐渐与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 ,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日本关东武士与“坂东武者之习”——二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

在日本武士的历史上,关东武士素以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平安时代中后期和镰仓时代还有＂坂东武士天下无敌＂的说法。在决定日本历史命运的＂源平大战＂中,关东武士帮助源赖朝夺取胜利,创建镰仓幕府,自己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控制武家政权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关。关东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坂东武者之习＂,作为武士道的源头,无论是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是战争层面的合战样式和战场上的＂杀伐之心＂,均为武家社会的典范。镰仓幕府建立后,源氏的＂坂东武士道＂不仅引领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和时代精神,而且还升格为幕府政权的统治思想。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历史评价

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有＂道义论＂否定性的评价和＂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一是理学家＂道统＂论。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三种：古代功利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     

论休谟问题：“是”与“应该”的关系

＂道德＂作为哲学范畴,古往今来,已有不少讨论,归结起来主要有目的论和道义论两种论点。休谟关于＂道德＂的看法,源于对＂是＂与＂应该＂命题的区分,也就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决定道德规范时的不同作用,但休谟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探讨＂是＂的命题与＂应该＂的命题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思考道德规范何以确立。     

从《平家物语》苏武故事看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

《平家物语》中插入了大量《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中的豪侠义士的故事。作品在引用中国苏武故事的同时,也对它有所改造。这是因为苏武的身上不仅有着许多与日本武士相同的地方,如忠孝、勇武,也有与之相异之处,那就是日本的武士比中国的武将更讲究风雅。《平家物语》的作者用苏武的故事分别比照日本武士康赖、兼康和维盛,有力地突出了中世纪日本武士身上所具有的忠孝、勇武、风雅的武士道精神。     

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气节观的重建

从亡国之由的追问中,黄宗羲批评了士人阶层中弥漫的＂市井之气＂、＂乡愿＂之学及晚明以来士人不自振拔、逃禅等＂风节委地＂之士风。他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为故国尽死节并非唯一选择,其应然的应世方式是＂持子陵之风节＂,傲活人世,竭力著述,＂抱道不仕＂新朝,在维系＂清气＂、＂扶植善类＂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与当代商业道德建设

诚信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中,"诚"、"信"是做人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诚信伦理渗透于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诚实不欺,遵守承诺的商业道德。道德因素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继承和发扬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对当代商业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     

古代德治基础的多维透视——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以封建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等角度 ,对中国古代德治存在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 :特殊的背景赋予中性概念的德治以特殊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儒家伦理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古代德治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最终落入君主一人专制的巢臼 ;当代德治与古代德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中西古代“伦理”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础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辨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

本文对目前有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关系探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深入分析了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论述了儒家伦理能促进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其自身必须实现义利观的核心转换。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     

儒家“德治”思想简析

“德治”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之一。“德治”主要包括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己、以民为本、教而后刑等内容 ,其中有很多具有现代价值的宝贵思想财富 ,但其通过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做法 ,又阻碍了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     

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华法系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通过儒者的活动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变为法官审判的依据或法律条文。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中。立法方面表现为对"孝"、"尊老爱幼"及家庭伦理等基本原则的维护;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此后,在汉律影响下,传统道德继续其法律化进程,至《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终结。     

儒学制度化的内在机理及其历史评价

儒学制度化是中国历史上理论与政治权力互动的产物.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情结,是古代士人和封建帝王在文化选择上的契合.它所促成的儒学主流地位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广大,培育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社会教化的传统.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儒家伦理思想与“三德”建设

儒家伦理思想庞杂,良莠杂糅。批判继承和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公民道德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儒家伦理中的仁爱、诚信和孝悌思想进行阐述,探讨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统称"三德")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