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与云贵边省经济开发

清代大臣鄂尔泰基于“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等思想,在兼任云贵总督期间,“改土归流”,铲除完全丧失进步作用的土司制度,设流官分治,使云贵边省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云贵边省经济开发战略。垦荒辟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建矿业,发展水陆交通,不仅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在边疆经济开发史上书写了不朽的一页。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前期中央王朝云南治理变革及其对边疆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军入滇后,吴三桂镇滇专权,督抚体制名存实亡。是时,云南"夷风未变、土官相仍",土地高度集中。历经康熙朝"撤藩"和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云南省级和大部分地方政权被纳入清廷直接统治。除此之外,清廷还在云南大力推行土地、赋役制度改革和儒学教育等,其实质是用"以汉化夷"取代"以夷制夷"。通过一系列变革,云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内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清廷真正有效掌握了云南的行政权、经济权与文化权。与此同时,"云南人"也逐渐摆脱数千年"夷人""蛮夷""夷倮"的角色和称谓,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中。     

明清时期云南壮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方式

明清时期进入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包括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流官是汉文化的倡导者、引导者。一般汉族移民融入到壮族民间,构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主体。改土归流后,壮族土官不时到京朝贡,形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通过这些途径与方式,壮族接受了一些汉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生活习俗,迁徙到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也受到壮族文化的熏染,逐渐融入壮族社会之中。     

政策学视阈下的明清时期川南民族关系研究

明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川南是经略滇、黔的重要孔道,明王朝取得四川后即在川南改设流官,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当地都掌、僰、羿、苗、猡等民族;清王朝则继续对川南与滇、黔交界区域实行改土归流和恩威并举政策。川南经历明清两朝的"国家化"过程中,强制同化激起反抗,但最终少数民族要么被同化,要么避居山区,甚至个别民族再难觅踪影,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汉族移居川南,从此川南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苗、彝等少数民族共居的格局。文章从明清两朝推行的制度和政策视角来考察川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勾勒出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民族变迁轨迹。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试论明代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从而使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分布发生了改变,同时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

"改土归流"以后,播州地方政权完全归入中央集权体系之中,实现了播州政治的转型;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向封建地主制发展,完成了播州经济的转型;文化教育事业也踏上了向中原地区学习的道路,促进了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型。本文试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变化,以播州地区的社会重构为视角,深入探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进步性及其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沐英镇滇事迹考

一代名臣沐英 ,在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至二十五年奉诏独镇云南期间 ,实施驻军屯田、推行移民垦种并注意兴修水利 ;继续采取机动灵活的手段平息各地变乱活动、立卫置所 ;重建云南府儒学 ,等等 ,不仅为解决明朝驻滇官兵的给养问题、减轻人民的负担以及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经济和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而且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巩固祖国的西南边陲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备受朝廷依托、人民敬仰。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自秦汉以来便以汉族呈放射状向周边地区逐步蔓延扩散和少数民族呈向心状往靠内地区迁徙流动的总体趋势。延至当代,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类内地人员前往边疆民族地区"支边",以后是风起云涌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其中既有少数民族流往内地,又有内地汉族流往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和现阶段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整体格局的形成,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     

元朝、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思想之比较

作为先后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元、清统治者在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元、清两代在经营云南地区的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元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清代福州满族萨满信仰与本土巫文化的结合

清初到福州驻防的八旗主要是汉军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后,改由满洲八旗驻防。他们带来了萨满信仰,继而受福州本地的巫文化影响,加之当时瘟疫流行的背景,痘神珠妈成为两种信仰的结合点,珠妈庙则是这一特殊信仰的表达空间。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演变的社会透视

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被发至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被称为屯堡人。他们所带来的汉民族文化逐渐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成为明代江南汉文化研究的活标本。其中,贵州屯堡妇女服饰尤能体现其特色。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勾勒明清以来贵州屯堡妇女服饰的演变轨迹,进而分析其延续和变迁的社会原因,为屯堡传统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滇黔古代交通要道考

滇黔同处西南边陲,彼此为近邻,早在先秦时期,两地就有一些民间的商贸通道。自秦汉开垦西南夷以来,历代统治者极力在川黔滇地区开辟交通要道,完善驿政系统,以扩张王权,获取强势支配权,滇黔之间遂增辟了为军事和政治服务的古驿道。今天,它们已成为跨区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线路遗产,为做好下一步整体保护的详尽方案,本文就滇黔历史上主要的交通要道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考证。     

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朝建国之初,西南边疆的云南、川西等地还控制在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为了稳定边疆,朱元璋派兵南征,统一了云南,此后又在在川西北实施了隔绝蒙番和绥抚土司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该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内部政局变化,西北防务松弛,蒙古军队重新突破了川北屏障,再次威胁明朝的西南边疆,如何防范,成了明朝西部边防之急务。面对如此之局面,时任驿丞的王阳明在贵州实施了绥服土司、教化苗民之策,维护了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为明朝西南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