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之维

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关键维度,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出发得出抽象的观念,再由抽象的观念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首先,完整的“合乎人性的人”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诞生的;其次,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最后,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历史整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定位。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索罗斯“反射性理论”和“理性经济人”——从马克思“现实的人”视角出发的哲学解读

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为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范式,颠覆了“理性经济人”假设,重新审视了经济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真实复杂的人性中非理性因素在市场中的体现。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观点对“理性经济”人及索罗斯范式中的“人”作出新的批判和评价：现实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人,“理性经济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索罗斯将人的不完备性、易错性、不确定性等加入了他的新的范式中,这种对人的认识,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人的抽象,仍然没有完整地把握人的规定性,特别是本质规定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并非西方人道主义哲学的专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非“敌视人的哲学”———经济唯物主义或“人学的空场”。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扬弃了西方传统人道主义哲学中以抽象人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人性论原则,建构起了以实践的人和人的活动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唯物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观念。唯物史观把“以人为本”当作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践行和实现的原则,而不是将人的发展停留于纯粹意识形态的抽象建构。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浅析弗洛姆的三个伦理命题

“面对一般的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人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唯有人本身才能决定美德与罪恶的标准”是弗洛姆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三个重要命题，分别反映了其独特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主体性原则。本文对此三个伦理命题作扼要的介绍，并揭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     

实践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实践去理解是不能真正解决的,其感性自然观是实践的、社会历史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历史先行地包含着自然的前提和内容;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而自然也必须是历史中介了的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中介构成了人类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的自然观对自然界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理解时,它内在的同时也在诉诸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理解,即实践性和历史性是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

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 ,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古希腊哲学家们十分重视对人自身的探索。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重新认识了自我 ,肯定了人的伟大作用 ,开创了以人为研究中心的新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的理性存在及其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精神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 ,对人的本质做了科学的概括 ,对人的价值做了全面的分析 ,对人的历史地位做了充分的肯定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本观。人类自我探索的历程是久远的 ,而正因为人类对自我的执著探索 ,才使人类不断地更新自我 ,最终使自己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论孙中山的历史哲学思想

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坚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并以此为根蒂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还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人力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极强的现实启示价值。     

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塑造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视世俗生活和人的现实享乐,把对财富的拥有看作享受的根本基础,驱动了新航路的开辟,为近代科学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实践基础。人文主义唤起了人们探求人自身和客观世界的奥秘,用理性的眼光观察世俗的社会生活,用求证试验的方法验证真理。人文主义否认权威;追求知识,捍卫真理,从而塑造了科学精神。     

论董仲舒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从天人同类、彼此感应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他从“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天道观出发,认定历史运演是“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的统一;他既把历史看成按黑、白、赤三统循环顺序运演,又认识到在循环运演中包含着进化;他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运用于历史考察,认为历史运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他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可为后代治国兴邦提供借鉴。     

何谓马克思“真正的实证科学”

针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的争论,有的学者综合两派的观点而提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两条线索是并存的。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与其说是辩证的,而毋宁说是一种折衷主义,因为马克思通过感性实践的对象化理论否定了抽象的科学主义和抽象的人本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从而将无家可归的"独立的哲学"重构为"真正的实证科学"。     

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一种解读——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史视角

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本质视角解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导致基于该立论的任何现实问题分析无法达到科学全面的目的,因此本质视角解读是必要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史及其形成、发展、成熟四个层次上分别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本质内涵、前提、过程和完成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就完成了这样一种系统的本质视角上的解读。这种解读的完成不但有助于对"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本身的完整把握,也必然有助于进一步对现实问题分析的科学化、全面化。     

古代希腊进步史观的产生

公元前5世纪,伴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古代希腊产生了西方史学史上最早的进步史观.它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古希腊的进步史观主要是哲学思辩的结果,与具体的史学研究之间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     

人文精神的自由主义权利观

自由主义权利的兴起与人文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通过选择用权利的话语来阐述人文精神。权利观念改造有一个历史过程,即权利的政治化、道德化和法律化。从自由主义权利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人文思想进行了反思,揭示人权观念的引入对中国的社会转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