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从数据大国到数据强国是我国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以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及中小规模企业、成长性及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后提高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缓解是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途径，因此，应进一步拓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实现数字强国战略做好政策保障。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企业生产效率改进视角的湖南开发区政策效果评估 ——基于反事实匹配估计量方法的实证研究

开发区作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其实际效果备受关注。基于湖南省企业层面数据和反事实分析框架,运用能够克服样本选择偏差的匹配估计量方法估计了开发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开发区进行清理整顿之后,开发区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95%~5.91%。研究表明,开发区作为一种特殊的政策区域,通过设计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引导要素资源在区域间有效配置和集聚,开发区的政策效果就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要素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数字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将全样本微观层面ICT专利申请授权量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创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规模效率。在计算机类数字创新、沿海地区、南方地区等情形下，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显著。在2008年之后，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创新将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作用下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异质性研发投资的路径分析

基于三阶段SP-DEA动态分析模型测算了2013～2017年1324家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综合考虑并计算了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并与企业的两种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联系，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质性研发投资活动进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和机理，结果表明：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TC)提升，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则主要作用于效率改进(EC),但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由效率改进主导；对3种环境规制下的异质性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分析得到：法规命令类环境规制通过研究性投资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前沿面企业(先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市场导向类环境规制导致前沿面企业研发投资性活动不足，负向作用于技术进步，正向提高了企业的效率改进；公众参与类环境规制门槛较高，仅通过前沿面企业的研究性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对落后企业作用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的有效机制,是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和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0—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考察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和权重后,这一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因此,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是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政策选择。     

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200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学术界对租赁融资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分歧,租赁融资能否赋能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当使用不同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按照注册地把上市公司划分为东中西部、划分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回归,结论依然是稳健的;(3)使用PSM-DID进行内生性讨论,结论仍然成立;(4)引入融资成本、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等关键节点,发现租赁融资通过缓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支持租赁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视角,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能提升玉米生产效率吗？——基于玉米主产区247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

党的十九大要求,加快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能否有效激发市场机制作用、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对稳定国内粮食供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1-2020年玉米主产区247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DID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市场扭曲和市场风险双重视角分析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收储制度改革对东北三省一区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正向影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呈现波动变化;（2）收储制度改革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性,改革对于内蒙古和黑龙江两地呈现较为明显正向影响,尤其是对该地区第一、第四和第五积温带区域影响最为显著,而对吉林和辽宁两省影响并不明显;（3）收储制度改革通过缓解市场扭曲和加剧市场风险两条路径影响玉米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市场扭曲的缓解有助于提升玉米全要素生产率,而市场风险的加剧则减缓了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政府应该关注收储制度改革后玉米生产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同时配套抗风险、防波动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