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强力维系--法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探究

从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的角度,对法家维系政治秩序的方式作了新的探析.在以文本解读为范本的基础上,纲要式地论析与清理了法家的政治冲突和政治整合思想,并对其政治整合思想作了重点诠释.     

对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的评述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作评述,可为我国目前的治国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作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渊源和主流,先秦法家政治思想有大量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以古鉴今,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乃至当下,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抑或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层面上都有所启示.     

秦政治文化的语境分析

秦有重法的传统,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六国,反映出法家思想在富国强兵方面的积极效应。秦朝建立后,实行的仍然是法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法家思想与秦的结缘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语境。在先秦诸子中,虽然不乏直面现实的思想家,但他们给出的救世方案,其最大的不足在于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法家的长处恰恰在于抓住了最根本的富国强兵问题,而儒家由于保守的历史观和抱守残缺,缺乏真正有分量的大儒对儒家思想进行适时改造,这种思想上的局限,造就了秦政治文化的单面性特征。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     

道家政治文化的新蕴--道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探析

文章以道家政治文化为基点,运用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术语,从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的角度对其政治文化进行了新的探析.对道家政治文化中所蕴涵的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做了纲要式的厘定和梳理,并对其政治整合思想作了重点诠释.     

一种新解读：论法家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法治视角

法家学说是一种古典形态的政治思想体系,法治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法治分属不同场域,并非以任何一端覆盖另外一端的关系。法治不及以及法治脆弱之处,便是政治活跃的地方;法治主常,政治主变。法家学说明确区分了以"君"的"术""势"为核心的政治与以"法"为核心的法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法家并不寻求以法治完全约束君权,但始终强调君权不得干预法治之公正落实。政治之隐蔽与诡诈,同时伴随着法治之公正与光明,构成人类政治的黑白两面,缺一不可。这不是某种伦理立场或道德倾向所能改变的,这是人类政治的宿命。法家企图通过新君主来缔造法治理想国的理论设想,无法实现。他们的悲剧命运带有历史必然性。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解读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出现的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缺失,对于现代政治文化的脆弱、部族主义政治文化的坐大以及植入政治文化的＂感召＂,构成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状态,共同催生了近20年的政治动荡。文章通过对吉政治文化的解读,揭示吉政治文化对其政治稳定的影响。     

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文化转型

我国新社会阶层希望获得政治认同、实现政治公平以及实现政治领导的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官本位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型政治文化、传统封闭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开放型政治文化以及传统家族伦理型政治文化向现代公共理性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我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发动机、催化剂和指明灯的历史作用。     

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绿色挑战

生态政治标志着新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政治实践与理论领域中的绿色面向与变革。在政治实践领域,以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党作为两个积极的环境行动者,在行为模式和组织原则方面进行了绿色尝试,反映出其中所发生的绿色面向;在政治理论领域,通过对政治场所的扩大和新政治成员的引入、对政治概念的绿色引申,以及对政治思想的再解读,形成了对政治理论传统的绿色变革。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