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赣江流域南昌段为例

基于439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赣江流域南昌段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2.44%的被调查居民对赣江流域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南昌市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值约为222.96元;被调查居民的性别、受教育情况、工作性质、居住位置、价值认同、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被调查居民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     

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苏州市为例

以上游宜兴、湖州和下游的苏州市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模拟假想市场,分别对上游和下游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太湖流域下游基于激励机制的支付意愿比上游基于惩罚机制的支付意愿平均高56.90元/（户?年）,下游苏州和上游湖州、宜兴市的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75.81元/（户?年）、194.90元/（户?年）和162.47元/（户?年）。太湖流域双向生态补偿最大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以及对太湖流域的依赖程度呈显著相关性。流域双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可采用政府补贴为主,同时采用税收和捐款的方式,支付金额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可支付能力。双向生态补偿资金需要建立专户,严格监管。     

城乡居民休耕方案支付意愿差异性研究

以生态脆弱区域石羊河流域为实证研究范围,遵循离散选择实验基本原则,设计了包括休耕面积、休耕区位、休耕期限和休耕植被等在内的石羊河流域休耕政策集。应用离散选择实验的调研数据,运用Mixed Logit模型和Oaxaca-Blinder差异分解,测算和揭示了石羊河流域城乡居民对于具体休耕方案的支付意愿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石羊河流域居民均有显著意愿支持休耕项目的实施;城乡居民对于休耕方案的偏好异质性较大,两个群体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城镇居民对于所有休耕指标的支付意愿均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在休耕方案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关注城乡差异、尊重居民意愿,实施差异化的休耕政策。     

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研究

补偿额度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本文建立了logit模型,对影响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额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公众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旅游时长,对生态旅游补偿的支付意愿影响显著;采用条件价值法对补偿额度评估显示,公众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的意愿为景区门票价格的11.5%,2011年四川省生态旅游补偿的额度应为3.35亿元。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模型研究

根据2005-2015年新安江流域生态与经济的相关数据,建立跨省份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模型,依据综合成本法核算生态保护者的总成本;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运用熵权法与受益权重系数调整其结果,选取发展阶段系数评价下游地区对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最终得出补偿阈值。结果显示:赋权前新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08.23亿元,赋权后服务总价值调整为244.91亿元,2015年新安江流域补偿标准区间为22.00⁷7.98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进流域生态补偿的技术交流,支持补偿资金筹措,尽快完善流域补偿机制等建议。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选择研究

现有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有政府补偿、市场补偿以及NGO参与型三种模式。其中政府补偿模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环境税费制度等方式,市场补偿模式包括自发组织的私人交易补偿、开放的市场贸易以及生态标记等。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应根据三种补偿模式及其适用范围,结合受益主体的不同特点,进行补偿模式的选择。对生产用水及经营用水适用市场补偿模式,对生态用水适用政府补偿模式,对居民生活用水适用水厂参与型的补偿模式。     

基于演化博弈的无居民海岛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海岛生态补偿机制是无居民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促进海岛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保障。运用无居民海岛生态补偿利益主体非对称性演化博弈分析的复制动态模型,重点探讨利益相关主体间的行为及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讨论演化参数结果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双方博弈策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依赖于系统初始状态,并与博弈双方支付矩阵的关键参数变化有关;利益群体各决策选择的比例是稳定均衡策略的重要决定因素,增加无居民海岛生态补偿利益主体选择“保护”和“补偿”策略的比例,可加快稳定均衡策略的有效形成;加强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利益主体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有利于实现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茶农对茶园生态功能的认知及支付意愿——以福建茶叶主产区为例

以茶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对福建省茶叶主产区生态保护支付意愿与额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受教育年限、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年限是影响茶农支付意愿的显著性因素。(2)茶园的经济效益对农户是否愿意支付起主导作用。(3)茶叶生产质量是茶农关心的首要问题,但茶农对是否实施生态茶园建设存在矛盾心理。(4)茶农对茶园生态保护意愿支付额度:有一定种植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18000元;文化素质较高且对茶园生态功能、茶叶质量安全具有一定认知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1000元;茶园生态发展的主题定位、经营规模、发展方案等方面较完善的茶农倾向于每年每公顷支付24000元。综合考虑茶园生态保护中茶农的机会成本及支付意愿对制定茶业发展政策极为重要。     

水源区生态输水治理补偿标准研究——以东北沟流域为例

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东北沟流域为例,探讨了生态输水治理的补偿标准。从直接投入费用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输水治理的总成本,以生态价值的增加作为生态输水治理的收入。引入用水效益系数作为生态收益分区的标准,确定出对东北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生态输水治理后总的生态收入为每年16 317 670.98元,受水区每年享受了77.4%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每年享受了22.6%的生态收入。水源区承担生态输水治理的全部成本,生态输水工程实施后,受水区给水源区补偿标准应为每年2 258 637.48元。     

水环境严重破坏流域的生态补偿策略研究

针对水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一类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通过建立3种情形下的演化博弈模型,递进地分析这类流域的生态补偿策略。研究发现：建立没有流域政府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证明了流域上下游在生态补偿问题上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修复,不补偿）,该策略显然是无法达到生态修复目标的;引入上级政府参与生态修复,依然无法得到上下游间的理想演化稳定策略（修复,补偿）;假设上级政府既承担生态修复成本又制定约束机制规范上下游的行为,当上游选择“修复”获得的自身收益增加和政府补贴大于其生态修复成本,且下游支付的补偿金额小于政府对其惩罚金额时,则上下游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修复,补偿）。此结果证明：在市场交易模式尚不成熟的当前,由流域政府和下游共同承担的生态补偿模式必将成为水环境严重破坏流域的理想补偿模式。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经济价值估算——以南京段居民支付意愿调查为例

以1 592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价值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Spike模型估算了南京市居民对流域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及其总补偿价值。结果发现,不考虑"零响应"会造成支付意愿的明显高估。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区间为459~475元/户.年,总补偿价值约为9.43亿元/年;实行差别定价能获取更多的补偿价值,为9.82亿元/年。环境服务为奢侈品,只有收入超过某个最低水平后居民才愿意购买。年龄越高支付意愿越低,以55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支付意愿最低。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

以甘肃省迭部县为例,综合运用Logistic回归和CVM两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宗教信仰、职业、年均家庭收入、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等因素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运用CVM方法估算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价值。结果表明：居民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支付意愿;学生和个体工商业者以及无宗教信仰、年均收入较高、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了解程度较高的居民总体上支付意愿更强;迭部县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年评估价值在397296元／a～1732652元／a,平均支付意愿值为7．20元／a-31．40元／a。     

试论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生态补偿制度是协调两者关系的一种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是指由政府或者由造成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受益者，对流域生态保护者或受损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或支付的成本，按照一定的标准、方式给予的经济补偿。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建立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应是将来立法的主要方向。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归纳介绍了生态补偿的历史背景.从不同角度概括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并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化研究作了综合阐述.在以上基础上,从森林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两个方面归纳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的研究的基本结论:一套广泛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需要BPP原则,即"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施;而变"输血式"补偿为"造血式"补偿、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今后努力的方向.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构建

通过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反省,探讨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认为水污染事件背后是分处松花江上下游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之间基于“相互性”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的主要方法。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框架包括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补偿资金的筹集、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机构以及补偿资金的支付等内容。     

发展受限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跨区域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在国土资源非均衡开发、基本农田发展受限的背景下,综合运用效益转移法、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之间跨区域的农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发现:2008年单位面积的农田发展权价格最高的是东西湖区,为21.67万元/hm2,最低的为孝昌县,仅为434.28元/hm2;2008年武汉城市圈总生态赤字面积为102.72万hm2,48个县市区中24个亏损区,24个盈余区,其中武昌区的亏损面积最大,为-9.93万hm2,麻城市的盈余面积最大,为4.50万hm2;支付额度最大的区为江汉区,年支付额度为63.08亿元,江夏区应该接受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3.03亿元;武汉城市圈各县(市、区)跨县域转移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绝对值占到自身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03%~21.94%,纳入农田生态补偿支付前后,共有33个县(市、区)的GDP排名发生了变化。保护农田资源,维护农田生态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必须在不同土地开发类型区之间确立适宜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建设农田生态补偿机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述评

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对于协调区域利益冲突,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持续、健康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查阅国内学者有关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流域生态补偿概念、生态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流域生态补偿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