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明代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相继推行土司制度,清初又进行了“改土归流”,由此,羌族社会从封建领主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成为羌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关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民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措施予以科学地评价。现仅就文献及实地调查材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孙祚民同志在《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判定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已经是“新的封建政权”.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二、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着统治地位的”;三、建都天京以后“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因此,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就“走完了向封建转化的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南京建立的天国,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这些论断很值得商榷.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王亚南经济思想初探(下)

(四)官僚资本是封建买办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三个形态,是对民营产业资本的致命打击近代意义的官僚资本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历来的官僚资本都带有封建的买办的和垄断的性质,但是这种性质表现得最直接、强烈,并且“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了全国     

“西周封建说”首创之问题探析 ——关涉吕振羽、范文澜和吴玉章之学术影响

在“西周封建说”首创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待澄清。吕振羽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之时,人们对于“封建”的流行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之上。可是,由于范文澜的地位和威望高于吕振羽,后来其关于“西周封建说”的论述也更为系统,因此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讨论“西周封建说”皆以范文澜为代表。范文澜在“西 周封建说”问题上推崇吴玉章,造成是吴玉章首创“西周封建说”的印象。即使说是吴玉章提出“西周封建说”,那也应是在吕振羽之后。同时,说吴玉章受到吕振羽的影响,则还需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玛雅城市问题

一对玛雅早期阶级社会的性质,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属于“原始的”或“远古的”(即原始公社)发展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该社会属于一种新的前所未知的对抗性社会(对其性质无一致意见,连名称也其说不一:私有的阶段,或封建奴隶阶段,或原始封建阶段,或公社专制主义阶段等);第三种观点认为,古代东方、热带非洲和哥伦布前美洲早期阶级国家属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同最早的国家组织起源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是早期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据苏联和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古代的国家组织在其发展     

浅论西欧“十二、十三世纪的文艺复兴”

近年来，史学界对西欧中古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传统的“黑暗中世纪”之说受到质疑．一般认为，真正的“黑暗时期”只是中世纪前期的五百年，大约公元5世纪到9世纪这段时期．9世纪以后，西欧封建割据社会内部的非封建因素日渐萌芽，工商业城市兴起，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当中，都出现了封建与非封建双重性质交错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既是复杂的、乱纷纷的，也是活泼泼的、它有生机的．由此，史学家力图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中世纪的渊源．这样的工作正在打开中世纪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在本文中，笔者…     

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生与生产力

关于西欧封建社会产生的问题,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历来就有罗马派与日耳曼派之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西欧封建社会是在罗马奴隶制度崩溃的基础上和日耳曼征服者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并由这两个过程“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综合的制度”。本文特根据有关史实,试就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西欧封建社会产生中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相互影响与综合的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突破口──从小说文本领悟现代作家对“家文化’的深长思索

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本文中演绎反对封建的历史性斗争时,借封建堡垒式的“家”的一角来洞察封建传统思想的大千世界,并以此为突破口,通过揭露“家文化”的虚伪与残酷性来揭露整个社会的黑暗腐朽,从而昭示于读者：中国要有根本命运的改变,中国人就必须进行精神和心理革命。     

由农本而重商——封建社会的深刻经济危机

西方学者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展开过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国少数学者也就中国历史提出了对封建经济危机的见解。封建经济危机问题之所以广泛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是因为它关系到由封建社会经济形式如何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转变,正如英国学者R·H·希尔顿所说:“所谓危机就是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的历史的转折点”。大家知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否定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来之前,会出现社会变革浪潮的前锋,封建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浪潮前锋”。本文试图就中国14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察封建经济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俄国前封建化问题探讨

俄国古代不曾经历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阶段,直接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种历史性转变不可能突然出现。从作为东斯拉夫人原始社会解体标志的农村公社的形成,到罗斯封建化过程的正式发生,存在着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大约8—10世纪)。这一具有过渡性质的历史阶段可称为“前封建化时期”。它是俄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是由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诺曼说”理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监狱制度演化探究

战国至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其间,我国的封建监狱制度,包括监狱的设置、狱政思想的形成以及监管制度的建立,历经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的演化过程,具有丰富的内涵及特征。其作用表现为:一是完成了监狱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重大转变;二是为后来的各代封建王朝监狱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样态及其本质

传统中国民众诉讼观念的主要方面是“厌讼”心理,“厌讼”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性诉讼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不是绝对地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方也曾出现“好讼”、“健讼”情形。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民众“厌讼”、“好讼”及“健讼”这些诉讼观念具体样态的出现均根源于其时其地民众的趋“利”心理。     

秩序的人性基础：古代容隐制度的价值分析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容隐制度被现今社会视为封建遗毒而彻底抛弃。鉴于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因此对容隐制度的评价也不应该持完全的肯定或是完全的否定。容隐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传承数千年，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对其所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以进一步探究该制度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简析封建法制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法制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状况,更是封建制发展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     

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著名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当前我国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把这一论述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并把这种理解作为它的一个主要依据。我们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它与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大量论述存在明显矛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并没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和民本主义中的士人角色

民粹主义与民本主义的认知,主要是以对脑体分工的曲解为前提,将士从农工商的复杂关系里剥离出来,使士人形成“知识原罪意识”;再以“知识原罪”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传统士人特有的民粹心态和带有歧义的民本主义价值观。这种通过“重农———重民———民本”的逻辑推进而植入对士人的复杂认知过程,决定了士人的社会定位与自我定位:他们既被贬,也自贬。中国传统社会,是从对士人的隐蔽性贬抑转向公开实施反智主义的政策;使士人在社会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不得不走上依附体制的道路。他们依附体制的心理轨迹与封建制度的刚性规定不期而合:一是由进入庙堂而“恒产化”形成的顺向耦合;二是知识罪恶感与反智主义政策的无奈耦合。这两种耦合强化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后的角色转换带来了难度。     

观念演进与社会变迁: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15、16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社会转型时期,也是西欧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从粗俗走向文明的现代化时代。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奠立及其现代性重要影响是当时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变迁阶段的显著标志。中世纪以来西欧社会转型时期新价值观念的涌动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奠立,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财富观念的变化;一是快乐人生观念的涌现;一是新式荣誉观念的崇尚。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     

从歌谣俗语中透析中国农村旧家庭成员之关系--以京津冀地区主干家庭为例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全部社会生活均发源于此.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宗法等级社会. 家长制的神圣权威,男性支配一切的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中.所以,当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封建性的特点.探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透析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     

儒家礼学对当代中国伦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礼学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它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以人的自然情感和家庭伦理为基点,以知、行结合为手段,构建起一个庞大伦理规范系统。它使封建伦理规范得到人们认同和践行,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安定和有序。虽然礼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对于封建伦理的构建却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当代我国伦理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