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钱锤书文学研究的“对话”理念

“对话”是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以“通观一体”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求在“他者之镜”观照之下的中西双向平等阐发,以期实现话语双方“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论创化。这种“对话”,不但消除了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樊篱与沟壑,克服了中西文论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而且实现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开采与多元整合,因而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以及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诗之用在我——论中西解释思想中的自我理解

在西方哲学解释学看来,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有多少个不同的自我,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自我理解。进一步讲,自我理解不是限定了理解的多样性而是加剧了理解的差异性。欲实现文本→他人→自我的理解路径,必须尽力祈向自我视域与作者视域、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的契通和融合,还必须注意到自我与文本的双向敞开以及自我视域的单向运动的特征。同样,中国诗学解释学也注重以＂我＂观诗,以＂我＂解诗,但在自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态度及方式上又与西方解释学有所不同。     

关于《长恨歌》的解释学复调阅读

本文借助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以及艺术自律和艺术符号自我指涉等理论,对（《长恨歌》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是对关于（《长恨歌》的传统解释进行了解构性批判。提出对任何艺术作品的解读都不能离开解释者自身所处的当下情境。所以,新的解释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此前的解释相比,必然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偏见”,使新的解释成为一种创新活动。并从审美解释学的角度特别指出,解读艺术作品不必联系文本以外的史实,文本以外的世界不必“在场”,这是当下我们在解读艺术文本时所必须持有的“认识型”。     

哲学解释学的解释理论与复杂性探索

解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古已有之。古代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技巧,亦称解释技艺学。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近代解释学,认为解释是排除误解进行复制,本质上是一种重建解释学,被当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由海德格尔奠基,加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加达默尔围绕着理解这个论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包括: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是在成见的推动下不断创新的过程;视域融合是理解得以发生和进行的过程;视域融合与用语言对话是同一个过程。解释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认知思维的复杂性,具体表现:视域融合的自组织性;视域融合的整体涌现性;视域融合过程的曲折性;视域融合的开放性。哲学解释学以无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姿态,把认识过程、语言过程独立化,使"主体虚化"、"真理退场"、"客观性丧失",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哲学的后现代性质;其复杂性维度对复杂性探索有积极的作用。     

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     

高职院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改革与探索——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为例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通过读者服务工作的改革与探索,全方位地践行“以读者为本”的办馆理念,积聚人气,提高资源利用率。引入新的文化服务,促进图书馆向“文献信息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发展目标迈进。     

文化价值管理论要

文化价值管理理论是对传统管理理论模式的全面超越和扬弃 ,这种以突现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管理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与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趣。重视人的主体性 ,主张“目的人”思想放弃“工具人”思想 ,成为西方传统管理理论走出自身困境的最优选择。我国企业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的发挥应充分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浓厚的人文精神 ,结合西方传统科学管理中先进的理性管理理念 ,形成全面体现人本管理的现代文化价值管理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五种理论视角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和实践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以人为本的"人"有意义深远而丰富的理论蕴涵。质言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五种人性境界。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中西方文学对创新的不同态度

对西方文学而言,西方的创新理论就是西方的进化论,而且进化论也符合西方文学的实际。而对中国文学而言,由于“兴”的运用,由于意象语言系统的建立,中国文学则一直保持一种稳定性与持续性,其创新的理论也立足于意象的继承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