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释义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他们不仅高扬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不仅高扬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以意逆志”辨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正确把握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审美原理。长期来，学界对该说的解释或“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皆失之于片面。本文试以西方读者学之基本观点，作一新的解释，把读者之意和作者之意统一起来，强调了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与作品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孟子文学批评方法试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不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与当代文学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今天重新认识这两个命题的内涵,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一、理论建构“以意这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答咸丘蒙一节。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断章取义比附穿凿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批驳了他关于德高者君不能以其为臣,父不能以其为子的观点。将《小雅·北山》的主旨概括为“莫非王事,我独贤劳”。进而,从解诗者的角度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观点。孟子的这一观点起码有如下几层含…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论孟子引发的文学批评命题

孟子所提出的“养气知言”、“论世知人”和“以意逆志”等三大命题,本是先秦的儒学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命题。本文对如何理解这三大命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阅读理论的祖碑——“以意逆志”辨

本文论述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由来及其正确理解,论证了“意”是阅读的主体意识,“志”是阅读的根本目的,“逆”是阅读的理解途径。孟子的“以意逆志”论为我国阅读理论的建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阐释,应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文论的否定.应正确对待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十分必要.应掌握对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原则和古今互补、中外互释的方法.     

“反对阐释”之阐释

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是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艺术内容说的一次彻底反叛,传统内容说中人为的二元对立和内容的凌驾之势源于内容至上的价值论。桑塔格反对的阐释是一种把形式置之度外,对文本没有虔敬之意的概念的符码阐释,对她来说就是对艺术的过度阐释。反对传统内容说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抵制的反本质主义。     

形而下呓语——从欧美文学看文体学的客观解释力

文体学被认为是解读文学文本的利器,然而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的解构主义时代,文体学所倡导的"客观解读"原则是否可行值得怀疑。同时,文体学自身多次转移立足点,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文化的维度上,与文体学得以独立存在的基本研究出发点产生本体性矛盾。基于上述考虑,批评者能否通过对文体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归纳,用揭示矛盾的逻辑手段,常识性地指出文体学所自称的"客观的解释力"及文体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都是有待讨论的。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口译研究状况述评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发表于国内核心期刊的口译文章进行了一次文献研究,发现我国的口译文章有以下特点:从数量上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研究方法上看,非实证研究占绝大多数,但实证研究已经有所增加;从内容上看,研究内容逐渐多样化,但缺乏均衡性;从趋势上看,研究对象正在由客体过渡到主体。此外,我国的口译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跨学科的态势。本文还有针对性地对口译研究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最核心的争论在于运用的位阶上。而在逻辑上的争论又不断上升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争论。刑法价值理念的争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永远存在。学者力求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但又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难以把握。法律一方面要在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内显现出一种刚性的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在正义与公平的价值观下富于柔性的人性关怀。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在刚性与柔性中相互掺杂．但二者的争论目的都是为了得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