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

解释学的发展始终与语言问题相关。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认为 ,人是语言的存在物 ,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 ,理解中的视界融合就是一个解释者和本文之间无穷的语言游戏过程。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意味着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确认。伽达默尔由此展开了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方法的批判 ,显示了哲学解释学的文化哲学意蕴     

关于"更好地理解"——以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为中心

施莱尔马赫提出解释学的任务是与文本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为此他主张通过"重构"使解释者与原作者处于同一层次,从而把握作者无意识保留的东西。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相互理解。他以解释学的处境、视域的融合阐明了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问题,提出与其说更好地理解,不如说不同理解。然而,既然在视域的融合中,解释者的视域起决定性作用,那一切理解也就是当代理解。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理解与语言的共在

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存在物,人在语言中栖息是理解的基本前提和起点,理解中的视阈融合就是一个解释者和本文之间无尽的对话--游戏过程.籍此揭示了理解与语言的共在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解释学语言观.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从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判定标准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科学理解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解读主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个体理解、群体认同与社会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三位一体"的判定标准。     

文本意义的主体间性建构——从审美理解谈“解释学论战”

本文从“主体间性”的视域出发,在建构文本意义的层面上,考察解释学的两次经典论战,指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得失。本文认为,现实解释是异化的、非本真的解释活动,造成沟通的无奈;审美化的解释是对现实解释的否定和超越,是自由的、本真的解释方式,实现和谐交往、平等对话。伽达默尔的失误之处在于,抹杀艺术文本同其他媒体文本的界限,忽视情感在理解活动的重要作用。     

走向跨文化解释学

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一种不同于单一文化内部所适用的跨文化解释学.跨文化研究的杰出倡导者雷蒙·潘尼卡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为跨文化解释学及其方法论的确立提供了一个极有参考价值的模本.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跨文化解释学:从动力来说,跨文化解释学首先应以当前人类生存的跨文化处境为外在推动,以人在自我理解上的跨文化信念为内在驱动.在性质上,由于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空间距离,跨文化解释学是一种历地解释学.在方法上,跨文化解释学则需要以"对话的对话"为基本的方法论,也即一种区别并超越"辩证的对话"的新对话型态.在目标上,跨文化解释学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同文化的共同更新和相互丰富.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哲学诠释学的现象学方法之维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尽管无意识去进行理解方法论的建设,理论却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其批判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诠释学的现象学方法和胡塞尔的经验视域、主体间性等观点,从而提供了诠释文本一些操作性原则之提示。     

对汉语语境中Hermeneutics的哲学考察

Hermeneutics 一词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绝非仅仅意谓着一套理解与解释文本的技艺,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本体论的诉求。通过考察 Hermeneutic 在国内的译法,及其与中国传统的相契合之处;考察该词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含义。我们发现,Hermeneutics 更多指向的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国内用诠释学来译 Hermeneutics 一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更多的契合之处,也更能体现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的特性。     

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历史与主体概念探析——以《真理与方法》中的第二部分为中心

解释学思想发展到伽达默尔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和主体问题。对于启蒙理性的反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于主体自身的内在构成研究,即从黑格尔开始发展至后来的主体间性思想,另一个则是由狄尔泰引进了历史因素,以此来补充和限制主体自身的过分膨胀,二者在解释学的发展中逐渐呈合流之势。狄尔泰,胡塞尔以及海德格尔分别站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时代语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探讨,直到伽达默尔,他站在解释学立场上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并创造性的提出了“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概念,这样,他便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困境,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推进。     

从解释学视角看新闻文本的特征

解释学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解释学意识正在广泛地渗透到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将解释学方法运用于新闻文本的解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创造性的启示和发现。从解释学视角考察新闻文本的特征,其鲜明的“作者消隐”特征和“受众指向”为读者独立的、多元的解读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透过受众多元解读的表象,新闻文本的实质却是一种传播者本位的活动,受众本位没有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基于阐释学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及其限制因素

本文从阐释学角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指出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现状同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指出译者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也受到原著,译者的读者意识,双语能力及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关于富含原始儒家诠释学思想的两个命题的思考

“述而不作”与“辞达而已”均出自《论语》,且都是富含诠释学精诣的命题,前人多分别进行过论述。今将两者放在同一个诠释学理论的平台上,以求更好地揭示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今人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建立在“辞达而已”的基础之上的,“述而不作”对元典或经典的诠释态度最终凝结于语言得以表现,“辞达而已”恰好囊括了我们对“述而不作”诠释的维度。     

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现代解释理论及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和探讨。文章认为这一探讨要获得成功,一是必须对所运用的解释学理论和术语作明确界定,二是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三是就问题展开具体研究。本文所做的正是上述三项工作。这些工作虽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但勾画大致思路却是完全可行的。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民俗谱系解释学论纲

民俗谱系解释学建立的基础源于语言的谱系和以此为手段进行的民俗解释的实践取得的成功。民俗谱系解释学理论内涵具体包括亲缘谱系、姻缘谱系、地缘关系、族缘关系、乡邻关系和语言谱系等涵盖民俗生成的土壤和流传的范围。在反思民俗解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民俗谱系解释学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