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的融通与差异

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在学派渊源和学术思想上有密切联系和较为复杂的关系。他们的学术观点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相通互融的,如道不离物,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性无善恶。在修养工夫方面,湖湘学派的“察识此心而后操存”与心学派“先立乎其大者”,都属于同一种致思方向。但二者又有差别,湖湘学派既有心学的倾向,又注重理的外在客观性,在重视体认本心的同时,也强调向外的格物穷理。     

湖湘学派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

湖湘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批判佛学：一是批判佛教视天地万物为“空幻”的思想,二是批判佛教“万法皆心”的思想,三是批判佛学心与理分离的思想,四是批判佛教的禁欲主义。与此同时,湖湘学派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他们虽然批判佛教,却与寺僧来往密切。“性本论”是胡宏在《知言》一书中重点阐述的思想,也是胡氏父子以及湖湘学派哲学思想的基石,这个思想基石也与佛教有复杂的关联。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胡宏思想的逻辑与意义——从朱子对《知言》的批评说起

朱子对<知言>批评的系统性和严厉反衬出胡宏思想本身的系统性和深刻.由此出发对胡宏思想的逻辑和意义进行分析解读,认为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和仁以用言确实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其对孔门<易>、<庸>生命意识的传承持守和对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传统的奠基开创的意义,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上才能获得充分把握和评价.     

仁心、觉心与本心——朱熹心论三议

朱熹采用"心统性情"的构架而将本体与发用放在一心的发用流行之中,心、善、仁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保证其一致,而可能是多样化的。朱熹不赞同一般地说心无不仁,(他主张)要保证心之本体的发用端正不偏,"诚意"的涵养功夫必不可少。持续的致知和操存功夫,是觉察本体于一念之微并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朱熹心论的目的,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并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最后的诉求。     

“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胡宏哲学的一种了解

作为南宋前期湖湘学派的著名学者,胡宏哲学的问题意识乃直接有见于杨时、谢良佐之学日益趋向于对内在主观意识之体悟和直觉而来,故而如何从体用兼赅的意义上理解儒学之大本达道,成为胡宏思考问题的核心.胡宏言万物皆备,言即物求道,及其言心性情欲之关系皆在此深沉的寄心.然而,由于胡宏对心、性问题的特殊了解,他所苦心构作的心性论在理论的逻辑上不期竟导致到松动儒家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以至湖湘学最后被朱子学所掩盖.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朱熹确立了自己的问学宗旨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性本还是心本?——论胡宏哲学主题

人性是胡宏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他认为,性为天下之本,万物以性为基础。这个基础无善恶。原因在于性难言。同时胡宏提出心为天下之大本。具有认识、主宰等经验功能的心是成全本性的关键,甚至是基础,故为大本。胡宏援心证性,借用佛家所重视之心来引证、成全儒家之性,重视经验、突出实用才是胡宏哲学的中心。因此,心才是胡宏哲学的真正主题。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试论胡适社会观念演变的思想根源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苏俄社会发展的认知始而冷静谨慎,继而心悦诚服地高度赞赏,后来抛弃曾经对苏俄模式的倾慕。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影响、实验主义的立场及内心的民族主义倾向共同制约了胡适对苏俄的态度。胡适苏俄社会发展观感的变化是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一个缩影,他们对苏俄社会发展的不同看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显示出当时知识界的分化,隐藏着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也成为他们构造中国未来蓝图的重要参考资源,影响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现实政治抉择。     

冯友兰、张岱年关于惠施评述的异同辨析

文章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以期在加深对惠施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华夏族上帝历史原型考

中国上帝崇拜来自远古.从殷芸《小说》和段成式《酉阳杂俎》关于上帝的传说看,天界曾先后出现过三个上帝:刘天翁、张天帝和曹明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他们对应的是华夏文明之初人间先后出现的三个总首领:赤帝(炎帝)、颛顼和帝喾.天界上帝是人间君主的反映.     

“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王阳明的物我和谐观

王阳明继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念,提出"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的命题。以为天地万物皆源自于心、统一于心,而心的本质在于良知,在于仁爱;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处乃是宇宙间的自有之义、本有之义、自觉之义,同时也是至善人格的最高境界。该命题强调物我即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必要性,更强调这种协调共处的内在可能性,这对于面临巨大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来说,无疑可以起到提升信念的作用。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