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培训、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意愿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是否加入工会、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重视对女性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她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402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的健康和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两个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培训、组织化、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维权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安徽省内16个地市的101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出务工状况、对相关政策认知与参与状况对于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身体状况非常好、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平均月工资在4-5千元、加入商业保险、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身体状况较差、希望养老方式是储蓄和商业保险养老、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宏观政治参与度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农民工打工地方言的习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对珠三角地区30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粤方言为例实证考察了农民工对打工所在地方言的习得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1．1％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可以听说”粤方言，“能听但不能说”的有40．4％，而“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有18．5％。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来源地与打工地的地理接近性、农民工的职业性质、业余时间看电视、社会交往、永久性迁移意愿、年龄和所在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农民工习得粤方言的效果有较显著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根据在大连市内收集的413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分层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在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生活因素和心理因素后,分析其对农民工本、异地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本地市民化意愿比较强烈;年龄和技能情况对农民工本、异地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北京、天津和武汉3地357份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有待提高;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外出打工人数、收入水平、打工居住条件、对居住条件现状满意度和房价预期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