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化与前瞻——立足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始终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层面颁布的312份扶贫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以扶贫主体、目标、方式、内容、绩效考核与激励为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扶贫政策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扶贫的主体始终是党和政府,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目标总体上发生了一次变化,即从解决温饱提升为"两不愁、三保障",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却在不断上升。扶贫方式经历了从体制性变革扶贫向政策性扶贫的转变;扶贫内容从救济式扶贫发展为开发式扶贫,但都属于物质性扶贫,尚不能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尚不能发挥绩效考核对扶贫的激励作用。为使扶贫成效具有长期稳定性,使扶贫机制具有公平科学性,在扶贫主体上应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扶贫模式。扶贫目标的不断变化提升表明扶贫具有长期性,这要求摒弃当前扶贫工作中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将扶贫工作常态化。法律与政策相比所具有的稳定性与规范性特征要求扶贫方式法治化;物质性扶贫的不足要求扶贫内容应注重物质扶贫与权利扶贫并举;扶贫绩效考核的不全面性与激励方式的单一性要求构建完善的扶贫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新闻扶贫助力凉山精准扶贫

从社会责任、服务水平的提高、内在逻辑联系和监督功能,分析了新闻扶贫在凉山州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必要性。基于凉 山州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指出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形式。结合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工作,从政治扶贫、思想扶贫、科技扶贫、 建设扶贫、教育扶贫等方面,总结了凉山州新闻扶贫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效,以期为今后的新闻扶贫工作提供借鉴。     

科技特派员扶贫制度研究——以浙江台州为例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科技扶贫是授人以渔的根本措施,是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以浙江台州为例,详细论述了科技特派员扶贫制度的内涵,针对浙江台州实施科技特派员扶贫制度的资料,分析了台州科技特派员扶贫制度的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产业扶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基于产业扶贫政策的一项效果分析

产业扶贫是当前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如何推进、其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研究表明:产业扶贫在政策目标上是确定性的,即要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稳定的收入来源,实现"造血"功能,但由于受参与者、政策结构、技术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实践过程和结果又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创造条件,以扩大产业扶贫的确定性结果,最大限度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边界,既是当前中国精准扶贫的主要目标,也是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     

新阶段农村扶贫的几点思考--兼论重庆市新阶级农村扶贫政策

农村扶贫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新阶段,它不仅要立足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更要从发展上考虑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为此,根据全国并结合重庆直辖市的特殊情况论述了新阶段农村扶贫的特点和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思考。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以衡阳市为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组织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有利于建立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长效机制。文章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市情及贫困现状,以该市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作为切入点,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企业作为精准扶贫主体来优化扶贫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并针对衡阳市现有的一些扶贫开发模式,提出了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参考。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参与式扶贫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农村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实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广西马山县实施"农户参与式"扶贫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资金投入不足、项目建设难度大、群众参与度不高、资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从加大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完善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扶贫,整合资金集中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对策.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北省22个县区为例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此地区财政扶贫支出的效率问题,对于提高片区及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发现各县区间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县区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并从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角色探析——以Y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为例

贫困是我国当前大多数农村地区面临的共同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为了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启动了一系列的扶贫计划,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部分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产业扶贫是近年来推行的扶贫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把政府的扶贫模式由以往＂授之以鱼＂转变为了＂授之以渔＂,有利于彻底消除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但是产业扶贫政策推行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结合政府在Y村推行产业扶贫政策中具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历程,通过分析政府在Y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具体行为,试图指出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以希望能对其他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远程医疗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路径——基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张家口市赤城县实践经验的探索

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约占四成以上,大力开展医疗扶贫是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但因多数贫困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也比较落后,仅靠改进和提高当地医疗力量短期内很难达成扶贫目标,因此,充分利用日益兴起的远程医疗模式就成了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张家口市赤城县开展的远程医疗工作为基础,在梳理实践过程的同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结合现代远程医疗的最新成果,提出了改进和完善远程医疗扶贫工作的具体建议。     

财政扶贫资金效益评价模型的构造及其应用研究

财政扶贫资金通过集中对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投入,促进贫困户的脱贫和收入的增加。为了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贫困户的脱贫和增收所起的作用以及效益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利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通过财政扶贫资金的不同投向与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建立起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模型,并以哈尔滨三批整村推进实施村的情况,应用建立的效益评价模型,对哈尔滨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