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人性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儒家从孔子的"性近"说开始,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孟子和荀子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孟子是性善论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既为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同时也是儒家仁学发展的理论需要。     

先秦儒家“天论”的演进及意义

如果说中国哲学的主题是“究天人之际”,那么先秦儒家的天论的演进便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先秦儒家在天论演进的背景下追寻人人之为人,而非个人之为人的根据。从孔子的“命运之天”经孟子的“心性之天”达至荀子的“自然之天”,先秦儒家哲学的天论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伴之而来的是天的神秘性渐趋消解,人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     

论先秦儒家的非主体性思想

研讨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涉及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评价。先秦儒家学说主要是人学,“其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①先秦儒家虽最早提出人的问题,但又同时给人的发展设置了障碍。这不在于先秦儒家对人的哲学思考的初始性或低层次性,而根本在于它一开始就给“人”注入了非主体性的基因。主体性问题是从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美学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学界迄今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一个学术上的疏漏。作为处于孔、孟之际的重要“美学”文本,《性自命出》体现了在先秦天命观文化背景中趋于觉醒的、儒家心性说及其重“情”而“可悦”的美学精神,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先秦原始儒家的“美学”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     

“诗言志”说形成过程疏论

"诗言志"说的提出,是在先秦"实用理性"精神的笼罩下,对古代诗歌总集"三百篇"断章取义的运用和解说,与先秦"用诗"风气有密切的联系.从春秋赋诗的"诗以言志"说到儒家诗教的"诗言道"说,再到汉儒,尤其<毛诗序>对"诗言志"的重新诠释,"诗言志"说经历了由诗歌功能论到诗学本体论,再到诗歌创作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论“自然人”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整合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形态,实践美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要丰富和发展实践美学,应从其内部着手,整合＂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个核心概念,生成＂‘自然人＇化＂观,创新实践美学理论内涵,增强实践美学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当代的生态价值

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阐述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导致对自然的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思想,为当代人类保护自然环境,摆脱生存环境危机,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荀子的自然观探析

该文通过对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自然观的解析 ,揭示出荀子自然观中“自然界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依律而动”、“保护自然”等思想 ,最后探析了荀子的自然观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借鉴意义     

论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的人与自然观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观。依照弗洛伊德理论 ,人与自然的冲突起源于原始本能的“放荡不羁”,所以 ,要发展文明必须压抑性欲。但马尔库塞认为 ,对性欲的压抑不仅不能促进文明的进程 ,相反却隐藏着严重的人与自然的危机 ,对爱欲的约束最终将摧毁自然及人类自身。因此 ,要发展文明 ,只能通过对爱欲的解放 ,从而解放自然 ,最终达成人的解放     

试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通过简要回顾人类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的历史,以及“征服自然”的惨痛教训,分析和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出了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结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思想探析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失误,还应在所谓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去探寻其根源。追溯历史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早已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的立法与理念,从儒家的“仁民而爱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中,可以追寻到许多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这不仅应当引起当代人的深刻反思,而且还是指导和完善当今环境资源法治的宝贵财富。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不但产生了人化自然,同时也导致了自然对人的异化.自然对人异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消除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     

《瓦尔登湖》的和谐之美

散文名著《瓦尔登湖》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文学才华和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其篇章结构和人生哲学层面洋溢着的和谐之美,对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