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追求现代性到超越理性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动力。但现代性是以市场逻辑与理性主义合谋而发展的,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市场律令至上和工具理性独断,导致了社会断裂分化、道德理想失落、生态问题严重和人们精神家园荒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寻求共同富裕和提高发展质量抑制现代性悖论。科学发展观寻求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终极意义,强调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规范和思维范式的超越,推动了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选择

任何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都必须以社会政治稳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 ,科学的选择实现政治稳定的路径意义非常重大。对处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的我国社会来说 ,实现政治稳定既是我党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要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 ,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我国 ,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之路在于发展经济 ;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在于民主建设 ;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之路在于依法治国     

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回应机制链

在全球化多元共生、开放、回应与同构的趋势中,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嵌入而具有非同源性,但中国因工业化、现代化的使然,仍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社会分化开始,并凸显出我国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管制模式的内生性冲突。因而在社会转型情境中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重设动力机制、社会机制,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制度安排还需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链才能持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的和谐。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及当代启示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特殊意义。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化虽受西方的影响与之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与西方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形成中有塑造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指导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就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论民主与权威的博弈与平衡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社会转型时期,肩负着政治民主化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此阶段社会极易产生不稳定,且面临诸多社会稳定问题,包括权威认同问题、民族归属问题、台湾统一问题、领土领海纷争问题等。社会稳定问题的背后是公平与秩序,二者的维护需要通过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来实现。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我国应当立足于当前国情,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其他国家社会转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设计合理道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中国当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的深层心理因素,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传统和现状,可以看出我国正从传统"顺从型"政治文化向当代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与成熟,要培育与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权威初探

当今 ,我国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党应从思想整合、利益协调、执政绩效、反腐倡廉等方面下功夫 ,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培植广泛的社会基础 ,切实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威。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权威初探

当今 ,我国正处于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党应从思想整合、利益协调、执政绩效、反腐倡廉等方面下功夫 ,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培植广泛的社会基础 ,切实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性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从文化现代性来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成为一个新的视角.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来没有放松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深层价值结构和认同意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性、民族性和文化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耙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推进现代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