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文贫困的性别盲视及反贫路径——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女性人文贫困问题日益受到各国关注。现阶段,我国正在开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弱势群体脱贫问题是改善民生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对贫困的研究却缺少分性别的统计资料。无视性别的统计忽视了女性贫困现象的特殊性,因而也无法揭示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的程度。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背景下,有必要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状况,揭示我国女性人文贫困的特殊现象,提出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反人文贫困建议,以实现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脱贫,以性别和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评价与视角选择

反贫困战咯的效果必须经过贫困缓解的状况来评估和考察。从我国农村贫困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来看，反贫困战略的制定与运行尚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贫困的物质内涵，忽略了贫困及反贫困的人文特征，因贫困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发展的内在张力缺损。在新形势下，农村反贫困战略重点应转移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上来。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扶贫反贫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历程,从革命 性全域扶贫、“输血式”救济扶贫,到“造血式”改革扶贫、“开发式”综合扶贫以及新时代科学 精准扶贫,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牢记“人 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探索不同治贫扶贫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和扶贫开发道路,最终 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百年反贫困奋斗历程集中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优势,同时也为全球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论城市贫困群体的自生能力与政策创新

国内外对贫困的认识正从外显的物质与收入的匮乏转变为内在的能力的剥夺,而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还未适应这种转变,仍以政府主导救济式反贫困为主,忽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脱贫意识的激励。因此应注重城市贫困群体自生能力的构建,增强其基本生存能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视贫困群体为反贫困的第一主体,从环境、机会与意识三个方面提升其自生能力,并在反贫困政策的目标定位、内容转向和具体实施方面加以创新。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之特点变化与政策调整

伴随着中国反贫困的进程加快,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发展的原初起点低,又在反贫困进程中受到各种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扶持,反贫困的效果尤为明显。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事业面临着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化与人口压力、发展旅游与环境污染等多重压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体现在人口构成的文盲率在地区、年龄、性别等方面,从社会工作介入、注重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社会性别作为政策设计要件等新的视角切入,有助于提高反贫困事业的实际效果。     

新中国60年四代党中央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60年四代党中央领导人。他们从各自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四代党中央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启示是：反贫困的原则是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消除贫困的根本在于发展,反贫困的核心在于反制度贫困,反贫困的关键是解决农村的贫困。     

论地方性知识的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从贫困文化的消极面去解读其意义,倾向于认为贫困文化是阻碍贫困群体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理解贫困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看,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特定的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只有客观全面地解读贫困文化对贫困群体的意义,才有利于我们改造贫困文化,消除贫困.     

邓小平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基于对社会制度的分析,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具有特殊的视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分析和理解,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证明:消除致贫的制度因素,并不意味着铲除了贫困本身。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的伟大实践,离不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社会发展视野下西部地区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咸阳市“三告别”工程的思考

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基于社会发展视角,以咸阳市“三告别”工程为案例,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剖析了咸阳市扶贫开发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咸阳市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以期能为西部地区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提供现实参考.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研究

精神扶贫问题严重制约着脱贫攻坚的效果,精神扶贫是物质扶贫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其在长期领导反贫困工作中源于实践的认真思考和探索,深刻阐述了"志"与"智"在脱贫中的关键作用,"志"是内在源头,"智"是内生动力,扶贫要激发和保障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做好"扶志"与"扶智",提升贫困主体可行能力。从实践价值来看,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创新贫困政策工具的方向指导,是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指南。从理论意义来看,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改革与创新,是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前沿成果。对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进行系统阐述,旨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扶贫战略提供参考。     

社会性别、贫困与全球化

针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女性相对贫困的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经典理论出发,阐述了女性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把社会性别视角和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带给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结果,进而发现导致女性贫困的真正原因。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贫困探微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当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的结构视角已无法拯救贫困,需要文化解释的介入.当前,城市"文化性"贫困从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社会交往状况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凸现.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疗治.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反贫困事业折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穷魅力

消除贫困是一个国际性难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逐步消除贫困,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促进减贫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