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观数据分析的产能利用率 趋势变动、地区差异及其成因

1995-2013年中国工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57.43%，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周期、资本密集度与工业化水平对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而对外开放度与国有企业比重对产能利用率呈抑制作用；2013年后，国家关于发布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相关政策对中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明显。     

金融杠杆影响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

优惠信贷安排、优惠土地政策及软财务预算约束在推高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中国2000-2014年工业36个行业产能过剩指数进行测度,并通过系统GMM模型就杠杆率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存在整体性和周期性,杠杆率显著加剧了中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去杠杆”政策对于产能过剩治理存在良好效果,杠杆率对产能过剩存在正向中介创新效应,然而该效应不但未能明显缓解产能过剩,反而产生了一定的恶化效应。     

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 ——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十个重点行业

选取制造业的十个重点行业,使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剖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需求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就业水平、开放度、金融支持与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甘肃省主要工业产能利用率与适度产能测度分析

本文选择甘肃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作为研究样本,选择峰值分析法和非参数前沿面方法测度产能利用率和投入效率,结果发现四个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水平呈现规律性波动变化。2007至2008年间四部门产能利用水平均为严重产能过剩;2008至2010年均为产能利用适度或产能重复利用;2010至2012年均为产能不足。针对测度结果四个工业部门应增加投入、加强管理、增加产能,同时应预判未来资源枯竭,注意工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在经济增速减缓和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市场需求下降,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煤炭产业集中度、煤炭出口率、煤炭消费以及政策影响等指标,对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认为,煤炭产能利用率和上述量化指标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上述指标对煤炭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认为必须改革政府的监管体制,严格控制煤炭行业准入机制,并通过加强煤炭企业的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道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辽宁省钢铁行业去产能问题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近几次中央会议上被频繁提出,已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及钢铁企业面前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辽宁作为钢铁大省,受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颇深,去产能是辽宁的首要任务。应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来化解钢铁产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快辽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振兴辽宁钢铁产业。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新冠疫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大量经济活动放缓甚至停摆。发电企业日均耗煤量、煤运港口煤炭吞吐量、炼油厂开工率、钢厂开工率、焦化厂开工率、铁路和民航日发送旅客数等均创历年同期新低。整体而言，本次疫情导致中国一季度CO₂排放同比显著降低约20%。短期来看，为应对疫情，扩大投资将造成中国CO₂排放强度降速放缓；长期来看，“新基建”发力有助于促进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与2030年气候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提出:（1）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产业低碳化发展相互协调；（2）对冲疫情影响扩大投资与去产能和优化产能结构统筹推进；（3）低碳发展引领乡村振兴；（4）加速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运行；（5）加快低碳技术研发、示范与成果转化等建议。     

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及其对策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既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产能变化的共性,也有独特之处。解决中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但不同区域间的不均衡性和梯度性矛盾;调整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比例关系的不协调性, 成为扩展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化解产能过剩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整合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大幅度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综合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措施处理产能过剩问题,现阶段的产能过剩矛盾将会得到有效化解。     

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02-2010年的数据

选取2002-2010年作为研究时段，以测度要素贡献度方法为主，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类。计算期内，制造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相关行业的自身转型、外部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及金融危机时期政府的投资拉动政策等因素成为制造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与发展新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然而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考验:一方面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剧烈变化、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酝酿新变化、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降低等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面临经济增长换挡、产业转型压力紧迫、人口问题突出、产能过剩严重、资源环境压力大等国内环境。同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十三五”时期中国多数原有的增长点将出现动力不足,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孕育着一些新的增长点,关键是在发展战略、思路和具体的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规模大、影响深,并且正在向实体经济危机转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但也为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机遇.产业升级不能简单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应运用知识和技术对其进行改造,同时以新的科技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形成规模.     

湖南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的互动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新型工业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运用1995—2008年间湖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湖南工业增长、“三废”减排率和工业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湖南省工业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很大,生产性服务业对新型工业化的全面支撑能力加强,但湖南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