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至隋唐的巴蜀学术

三国至隋唐的巴蜀学术邓星盈黄开国巴蜀学术经汉代的兴盛之后，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不断而相对滞后。隋唐社会经济的进步，又使巴蜀学术有了相对的发展，并为宋代巴蜀学术的极大繁荣奠定了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巴蜀学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变幻无常...     

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同大学召开

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山西大同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和大同市平城北朝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5月23日在山西大同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大、首都师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日本龙谷大学、     

北朝赵郡李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

赵郡李氏是北朝重要的高门大族，亦是河北世族的代表。赵郡李氏家学渊源深厚，对北朝的文学与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较多北朝赵郡李氏墓志出土，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可更进一步分析赵郡李氏东祖、西祖、南祖三房的文学与学术活动及其家学传统等，可为对北朝河北家族文学与学术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提供基础。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东汉末年南阳郡的归属问题

<正> 1989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教研室联合举办了“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发表的《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简介》一文对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了概述.与会学者论证“三顾茅庐只能在隆中”的论据之一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南阳先后在袁术、刘表、张绣、曹操之间几度易手.建安元年(196)南阳为张绣掌握.自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领域中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以及有学术突破的成果不多的客观现实.十六国北朝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成就的取得,有待于学界的充分重视,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有待于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创新.     

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究会综述

由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办的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于4月17—18日在台南市举行。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各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26篇。与会者围绕“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论文和发言不乏论理精微、见解深刻之谈,其内容大体可分两大类。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吴怀祺教授主编、庞天佑教授撰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已于2003年1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领域中取得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魏晋南北朝卷>是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中的第3卷.作者庞天佑教授长期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研究,该书是作者近年来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结晶.笔者认为,该书堪称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学术专著,书中既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人.现将该书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出版

反映郑欣教授三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术成就的《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一书最近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32万字,由18篇文章组成,主要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门阀政治,兼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农民起义等问题。对具有转折性的重要问题,如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渭水流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论宝鸡地区在炎黄族融合和孕育三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部落在今宝鸡地区相聚且交错发展,成为泾水南、北的大部族.黄帝部族与炎帝神农氏第八代孙榆罔帝部族徙入中原地区后逐渐融合,构成了华夏族.他们在夏商周时又在宝鸡地区形成大国或小国,使炎黄文化故地大放三代文化异彩,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要渊源和发展地之一,故华夏文化的发源地是渭水流域的宝鸡地区.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