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FDI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

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污染输出的代理变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两个区域只有连云港的FDI有利于减少三大污染指标排放量,其次表现较优的是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     

农村工业污染的区域因素分析

文章在将中国的农村工业划分为低、中和高度污染行业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工业各个行业增长分布和结构变化。研究发现,农村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是趋于减缓的,东部地区农村工业各个行业的份额在全国都居于主导地位,而且还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全国农村工业污染治理的重点要放在东部地区。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工业的低污染行业增长速度最快,高度污染行业下降的速度较慢;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低污染行业增长较快,但同时高度污染行业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因此,这两个区域更重要的是要降低高度污染行业的增长速度。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与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后发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了其经济迅速发展,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利用山东省17地级市的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建企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变量,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比重和单位工业产值电耗控制变量,构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各变量对山东省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影响,并对东西部地区的影响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建企业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为负,“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山东省并不成立。而其他控制变量对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有一定差异,且对山东省东西部影响也有区域差异。从东西部区域承接产业转移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排放的影响看,"污染避难所假说"在西部地区成立,在东部地区不成立,且存在"污染光环"效应。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     

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安徽省 1990一 2 0 0 1年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安徽省人均GDP与各项工业污染指标之间没有明显的EKC关系。除工业SO2 排放量外 ,其他各项工业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均呈线性关系。通过与国内类似研究成果比较 ,本文还分析了安徽省环境政策的实施绩效 ,认为 :该省的工业废水污染控制政策取得成功 ,但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控制政策尚须加强。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内在关系研究

揭示我国贸易开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在Stem（2002）模型的基础上,以SO2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水平,对2000—2009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西藏由于数据不全）的面板数据进行普通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O2污染物质的排放存在空间自相关和误差自相关,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扩大、第二产业结构和出口变动会加剧环境污染,而FDI、进口则会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并估算五要素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对完善我国贸易开放和环境保护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该文利用1992—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模型以及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且以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小于以污染排放量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没有系统的证据可以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与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相反,大型企业规模的扩张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中小企业则无此明显的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泉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选取泉州市1991-2008年经济和环境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泉州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泉州市工业"三废"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并不完全符合EKC的典型倒"U"模型。工业COD拟合曲线符合倒"U"形的EKC曲线特征,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SO2拟合曲线均为"U"+倒"U"形,工业固废拟合曲线为倒"U"形的左半部分。其中,工业COD、工业废水和工业SO2的EKC转折点已分别到达,工业废气和工业固废的EKC转折点尚未出现。结论建议:泉州市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保投入,强化节能减排工作,减少工业固废和工业废气排放,争取尽早跨越EKC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