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海德格尔思想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项推翻笛卡尔哲学的努力。由“广延物体”入手，海德格尔提示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对世界的遮蔽，开辟了通向“此在”的路途。对“我思故我在”的剖析则昭明了作为特殊主体的“我”的确立过程及其哲学意蕴，清理出了笛卡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作为新时代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尔的哲学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危机，海德格尔由此揭示出技术化的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根据，并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域。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评“我思故我在”不是推论说

作者认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推论,并从逻辑上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否定“我思故我在”为推论的三个基本论据:“我思故我在”无有大前提,不能是推论;“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同一关系,非推论关系;“我思故我在”是必然真理。必然真理不能由逻辑推出,文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反驳。     

主体生成论的意义

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是哲学常提常新的话题。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得以确立以来,这个话题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哲学体系围之旋转的枢纽。然而,“主体死亡论”哲学的出现对主体性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里翁对“我思”问题的反思和阐释

笛卡尔为把握知识确然性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该命题也成为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命运的浓缩。本文试图探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里翁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学家如何分别以超越论还原、存在论还原、爱洛斯还原的方式反思和阐释“我思”问题。在以这一问题简史为核心的现象学进程中，现象学在对“我思”的回应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超越论还原以纯粹意识为奠基，存在论还原以“我在”为最终溯源，爱洛斯还原则以“去爱的自我”为最终目的。在这一进程中，先前的后续的现象学家同时对先前的现象学家就此问题的思考予以了评价，因此，本文还简短讨论了马里翁在讨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我思”问题时，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内在批评所需要的明见性和合理性。     

从异化之思到本真之思——存在之维的缺失与重建

海德格尔认为,被形而上学看作思想之本质的理性实际上是本真的思的异化物,它从表象性思维出发,将一切都作为对象看待,不仅遮蔽了存在本身,也遮蔽了本真的思。在他看来,本真意义上的思是与存在本身的应和,是对人们存在“根基”的沉思,只有返回存在本身,归属于存在本身,思才能显现其本真性。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是对传统理性的反叛,同时也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我思”还是“我在”——马里翁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在论文《海德格尔与笛卡尔》和《自我是否作用于自身?慷慨与现象学:评亨利对笛卡尔的“我思”的解释》中，马里翁考察了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读。他指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旨在针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笛卡尔因素。但马里翁并未将海德格尔中后期“世界图像的时代”讲演中的笛卡尔阐释纳入考察。换言之，马里翁对此问题的整体把握是有所缺憾的。本文试图推进马里翁对“海德格尔与笛卡尔”这个主题的讨论，通过考察《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从整体上把握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思想的理解与批评的旨归。     

"思"与"在"的世界——笛卡尔哲学二元论新解

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重新思考,试图打开一扇领悟"思与在"真实奥秘的全新大门.笛卡尔所论证的"我思故我在"不仅有着确立人类自身主体地位的功效和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他面向生活世界的深沉思考.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既是承认"思"的形上之气质,在人类思维领域为人类自身能力"立法";又是在"在"之中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思"与"在"关系的理解."思"与"在"不再只是对于"谁是第一性?"亦或是"本体如何演变?"这些问题的探讨,更多地表现为为体现"我"的世界的"全"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因此,"在"不仅体现笛卡尔对于客体实在性的关怀,也表现出他对真实生活世界的领悟.所以我们认为笛卡尔是从"我思-我在-他在"的凸显主体之认识道路拓宽到"他在-我在-我思"凸显生活世界之实践道路,其意在引起一种新思考,形成一种新思路.     

“我思”与“我在”的辩证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了思维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他的"我思"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笛卡尔的怀疑思辨哲学无疑是刺破中世纪黑夜的理性之光,他的"我思故我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价值。然而他的理论缺陷也恰恰在于他的"思"与"在"的二元对立。     

笛卡尔的实体性自我概念及其批判

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确然性是晦暗不明的,既可以指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自我,也可以是一般思维活动,最终笛卡尔用自然主义方式将自我绝对的自我经验实体化了,这样就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以及自我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也招致了无穷的诘责和批判。康德批判笛卡尔将逻辑主体与实在主体、形式同一性与内容同一性混为一谈,并指出对自身的意识还远远不是对自身的认识,随后,思维的明见性与自我超越性的事实、属于前反思的绝对主体我思和属于反思层次的我在通过现象学运动的总体发展,在萨特那里也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东方佛教对西方理性的启示

可以说,一部西方古代哲学史便是一部西方理性精神的观念演化史。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将哲学分为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两大部分,以“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学说,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奠定和强化了心物二元论的西方理性精神,于是,自然的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被放在一种分离、对峙的状态;于是,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挣扎成了西方文化的永恒命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的     

吃在中国像一种宗教

如果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中国人,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几乎肯定会换成“我吃故我在”。在中国,吃几乎是一种“宗教”,它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以致中国人的问候语都是“吃了吗”。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追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刻了解笛卡尔     

自我画地为牢——笛卡尔实体化的自我形上观探析

哲学乃人类智慧之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息息相关,正可谓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人的哲学",而人生在世上终究都是"哲学的人"。只是发展到近代,哲学才开始把目光真正聚集到人自身。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肇始者,他从怀疑一切出发、以我思为阿基米德点、以"我思故我在"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建构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但笛卡尔对我思的界定却是有限化的和实体化的,这样的自我只能是画地为牢,恰恰在自身的探究中迷失了自身。     

透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证明笛卡尔的惯性定律

整个笛卡尔的惯性定律可以建囊在其“心物二分”的论证基础之上。是其所证明过的最让人无可怀疑的“我思故我在”的直接推论。而其前提条件是证明灵魂的“能动性”的“动”与物体“运动”的“动”具有贯通性，并对笛卡尔在奠定科学化主体哲学地位的同时越位地奠定予科学化盼客体哲学C物体哲学）的地位的论证加以补救。胡塞尔对笛卡尔“我思”的现象学的改造就是让？我思’!更为本源地“动”起来，其体现即“内时间意识”，“内时间意识”所构造的“客观时闻”使得灵魂的能动性的“动”与物体“运动”盼“动”贯通起来。通过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中立性地考察认识论领域之内的“物”性，可以修正笛卡尔的越位论证。     

“我在”之根基的检讨

对“我在”及其根基的论证是哲学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和根本标志。“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我在故我在”、“我做故我在”等是西方哲学家对“我在”之根基的不同解答。其中，“我做故我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科学地说明了“我在”及其根基，为我们进一步求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原点     

“思”与现代人的困境——海德格尔的“思”论探讨

海德格尔以为 ,现代人被形而上学支解完毕 ,日益成为“技术人”,这一困境是存在的意义被遗忘的必然结果。以伦理学来补偏救弊 ,尽管可收一时维系人的本质于当下之效 ,但却反而遮蔽了困境之根源 ,仍然是在形而上学中打转。要紧的是唤回尚未被逻辑所坏之“思”。这种“思”比形而上学思得更原始。但伦理学不是这种原始的“思”,因为它思而不听从存在 ,即不从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来思。海氏要求“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存在的真理作为生存着的人的一个原始的基本成分 ,是“思”所从出的本质根据。然而 ,“思”从来不创造“存在的家”。思存在的真理的“思”只有抓住逻各斯的原始本质 ,反对着“逻辑”来思 ,才能真正揭示现代人的困境 ,为“技术人”的脱胎换骨寻找到一条通达存在之路。现代人的拯救之道正在此“思”所开启的境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