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孤独·颓废·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人生历程中都有过辛酸凄凉的童年和漂泊悲惨的经历,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衍生了作家主体的孤独感。为了逃避孤独,他们在无情的现实中构建起有情的小说世界。苏曼殊好用“一男择二女”的情节模式,郁达夫则选择了“一厢情愿”的情节模式。自卑情结形成的“弱势心理”使他们把爱情理解成“母爱”或“同情”;两人的情爱小说都弥漫着颓废的情调,但苏曼殊的作品在颓废中带有更多的感伤,而郁达夫的小说则在颓废中呈现出更多的唯美色彩。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沈从文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探析

沈从文成长于不受现代文明侵袭的美丽的湘西世界,朴素乃至坚定的生态意识亦根于湘西的童年时期,沉淀在沈从文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血脉之中。面对湘西即将承受的现代文明的洗礼和不能承受的日趋严峻的生态情势,沈从文以诚挚的生命情怀和开放的生态意识,正视湘西在现代文明语境中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关注湘西生态,尊重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沈从文在30年代主流文学之外,立足生态哲学的意识,以《边城》而勇敢承担起关注湘西人与自然环境和谐,推动社会最终和谐发展的人文使命,将文学与自然联系在一起,预言式的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沈从文1940年代作品中的“神”

“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中具有多种内涵,然而作为其思想核心范畴的“神”指的是宇宙本体和生命的终极状态。它不可分析、不可言说,是沈从文在对“美”的迷狂中借助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获得的天人相契的启示——“无言的教训”。沈从文思想中的“神”既是对于湘西神秘文化的继承和提升,也是以湘西神巫文化铸造民族品德的具体实践。     

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沈从文营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考量。“居城怀乡”的创伤体验勾联了“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深微关系,也表征了其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作为一种现代认知装置的“返乡旅行”照见了一个“民族的旅行”,开启了“乡土中国”的发现历程。有感于文运的堕落和乡土德性的流变,作家将“重构经典”和“民族精神重造”统合起来,自觉融入于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传统中。沈从文这种从边缘求其资源的想象方式有效地融通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也赋予了其乡土中国书写深厚的文化内涵。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凄馨而迷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湘西世界"的原型本身也很神奇.沈从文是湘西各族人民共同的伟大儿子,"湘西世界"是他的赤诚奉献,是"湘西文化"形象化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