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良知教的存在论架构与文化生命的运化

本文讨论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良知”作为存在之知，作为道德判决之知，作为感物应事之知诸层面，均开展了存在论视角的诠释和理解；本文继而讨论“良知”在文化诸层面的存在性显现和一气贯通的生命形象；由此两截便是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论城里，解说“良知”作为存在的全体展开的意义，以及作为“天道于穆的全幅意义”的展开的意义，从而依此良知学说展示了一种以存在论为境城的文化的价值学说。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明儒万廷言的学术传承及著述

易学大家万廷言践履与发扬江右王门巨子罗洪先的收摄保聚良知学,尽得江右王门精髓。经王畿点化,万廷言对于浙中王门高旷超洁的良知学能默契于心、体之于身。万廷言镕铸江右、浙中于一身,推原阳明未尽之旨,与万虞恺、唐顺之、王时槐、章潢、邓以赞、李材等阳明学者同参共学,维持阳明学学脉以不堕。万廷言传世著作有《学易斋约语》、《学易斋集》等,《学易斋约语》见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学易斋集》有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尊经阁文库两个版本,后者晚出,其中以《易原》差别最大。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铁军精神”的传承与“盐工精神”的塑造

把“盐工精神”上升为体现盐城工学院独特精神气质的大学精神，必须通过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来完成对已有“盐工精神”的重塑。按照“铁军精神”内涵和实质，从大学精神培育和地方高校特色养成角度看，“盐工精神”应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即矢志报国岛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服务社会的民本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要塑造“盐工精神”，就不能不到“铁军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先进性是"三个代表"的实质所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三个代表"的实质--先进性这一命题入手,从根源、精髓、根基等不同的视角和层次进行研究,有助于探讨落实"三个代表"的基本途径.     

《心灵史》与《荆棘鸟》主题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和《荆棘鸟》均以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章从 两部作品的人物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对作品所呈现的宗教观、苦乐观、女性观等进行深入探究。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试析“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过程

创立中国人民的新型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秋收起义后,这项使命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任务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及实践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从而历经了提出、实施、完善三个阶段,把它锻造为我党领导革命军隊克敌制胜的重要思想。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反向一致原则”

WTO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小组程序中采用反向一致原则的主要原因是GATT的专家小组程序所采用的全体协商一致原则对专家小组程序作用的限制和影响。在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反向一致原则的适用条件也有所不同。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论"从日本奇迹到日本问题"

战后创造过经济奇迹的日本 ,在 2 0世纪的最后十年陷入了极其深重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 ,一是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已从多方面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桎梏 ;二是银行与企业融合的主办银行制度在进入 8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三是以终身雇佣制度为核心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显现出严重的机制性缺陷 ;四是双向式控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负作用越来越明显 ;五是政府强干预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