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边墙试析

<正> 苗疆边墙是明朝统治者在湘西苗区修建的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探讨它的产生、作用和消亡,对帮助我们了解明朝统治者在湘西苗区的政治军事很有价值.一湘西苗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产生边墙的基础,苗民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是修建边墙的决定因素.     

冲突与对话——湘西苗疆边墙地区白帝天王崇拜的人类学考察

湘西苗疆边墙的军事防御与控制功能已经逐渐消失,由苗疆边墙而带来的白帝天王崇拜的复兴在边墙修建时期成为缓解苗、汉冲突,整合社会秩序的对话工具.在苗疆边墙地区军事冲突消失后的今天,仍然成为苗、汉、土家族民众调适冲突,维持群体关系,倾诉内心痛苦,释放焦虑情绪,表达心中期望的对话渠道,最终逐渐达到相互间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目的.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屯田的兴起及性质

<正>清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统治者在湘西苗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屯田、练勇和边墙碉卡结合,成为此后清政府加强对苗区统治的基本方略之一,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湘西苗疆此种“均屯”的起因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作一初步分析.一、湘西苗疆屯田兴起的原因湘西苗区均屯,乾嘉苗民起义高潮过后,嘉庆元年即开始酝酿,嘉庆二年至五年在几个厅县初步开展,至嘉庆四到八年,苗族人民大起义平息,屯田在湘西凤凰、乾州、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旅游区,从其景观文脉来看,多元民族融合文化为其特色,且"苗疆边墙"在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分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苗疆边墙"为线索,研究凤凰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地域分异,为有效地整合凤凰文化旅游资源和合理地设计其旅游地形象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     

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

苗疆边墙的修筑,是明清两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南地区过程中,采取的诸种防苗治苗措施之一.文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边墙兴筑过程的梳理,初步澄清了以往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中存在的一些舛误或偏颇;并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苗疆边墙兴废折射出的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商业化为主的＂四化＂对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影响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保护继承与创新发展、地方性与国际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空间发生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作用过程下不同的空间特征和不同的形成机理。本文立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建立,提出了过滤与分离、适度与协调、保护与维护、培育与参与的调控机制。     

中国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

领土要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表现为它由氏族社会中区别不同部落的标志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统治的强大工具。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夏商周三代 ) ,运用“领土”这一政治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 ,表明领土观念有了质的发展 ,成为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1899年,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租借了广州湾。自其产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对此进行了不屈斗争。广州湾租借地的收回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收回租借地的请求,但遭到了列强拒绝。随后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再次提出这种要求,法国承诺有条件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是在会后又拖延不交,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成为悬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再起,中国政府亦提起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但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广州湾租借地收回提供了契机。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式收回了这个租借地。     

吴国疆域补考

初吴疆域不仅包括今苏、锡、常、镇地区 ,还应包括今南京和湖州地区。吴国盛时南界为今海宁至崇德、德清、莫干山、广德一线 ;西南界应包括今江西中南部 ;西界在寿梦、诸樊时不应包括今六安 ;北界不应包括武城 ,而应包括丰邑     

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

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为首都。六朝之疆域范围,吴、陈两朝最小,晋末宋初最大。为了疆域的维持与国祚的延续,六朝在军事上,自北而南,自东徂西,或守河以保河淮之间,或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或守江以保江南根本。六朝为了治理疆域而建置的政区,因受具体时代背景与特殊国情的影响,表现出几个主要特点,如政区层次增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混乱以至过滥,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等等,这又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如外重内轻从而导致割据与动乱,军政合治从而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机构重叠、官吏冗滥从而导致地方吏治败坏,其结果,便是隋朝灭陈后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石楼县域经济发展为例

在对石楼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石楼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出发，提出对石楼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朱古达战争的性质

前苏联和我国史学界过去把朱古达战争作为罗马史的衬托 ,这种看法有欠公正。朱古达战争的性质 ,初始为努米底亚国内的王朝统一战争。朱古达完成统一后 ,罗马元老院出兵干预 ,继而使朱古达战争演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战争。朱古达本人并非是个人野心家 ,好战狂人 ,而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者。     

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之研究(续完)

文章对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疆域"所涉及到的历史内容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探讨,认为"共同疆域"指的是国内的不同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在不同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疆域."共同疆域"分历史上的共同疆域与现代的共同疆域两种类型."共同疆域"往往又和跨界民族联系到一起,牵涉复杂的疆域归属理论问题.文章围绕着"共同疆域"的形成及类型、"共同疆域"的衍生问题、"共同疆域"所涉问题之国际法解释等三方面,讨论"共同疆域"沿革过程中形成的国际惯例及其对当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历史疆域遗留问题的借鉴意义.     

近代云南西部疆域变迁述论

旨在探讨近代云南西部疆域的变迁。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缅甸的殖民化,改变了云南西部疆域的传统格局,使其直接面临着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软弱,以及对边疆的漠视,中国先后丧失江心坡、小江流域、茶山地、孟卯三角地以及阿佤山地区班老、公明山及班洪的一部分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