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思想面貌较复杂而具有多方面文学成就的大家。如何评价苏轼,是向来存有不少争议而需要继续研讨的课题。“四人帮”以“儒法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以“儒法划线”代替阶级分析,给史学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也对评价苏轼这样较为复杂的大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正确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有必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一分为二的方法,对苏轼评价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展开讨论。本文拟就几个问题,谈谈初步的看法。     

谈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

近读苏轼,发现苏轼是创造、使用幻变异化故事的大师,幻变异化是构成东坡文学特点和创作方法的重要因素,认识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对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向,如题材的俗化、以文为诗等也不无裨益。苏轼文学中的幻变异化现象在苏轼各期文学和各体文学中有各自的表现和作用,并赋予了苏轼文学特殊的美感和趣味。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师法"与"活法"——苏轼"活法"说初考

苏轼是"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其主张和突出成就,有着广博的师承和深邃的历史背景.如果追溯苏轼有关诗学"活法"说的源头,我们认为有三个:政治源头、学术源头、文学源头.我们也只有把苏轼有关"活法"的论述放在立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才会得其本真.而这些,都与苏轼对欧阳修的师承密不可分.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晁补之初入“苏门”论析——“苏门研究”系列之一

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仍得以为苏轼所接纳,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苏轼赤壁怀古词新论

通过对苏轼赤壁怀古词的创作背景、典故来源、文学形象及作者同期作品的综合分析,其主题思想以揭示了功业成否的深层原因,讽刺了因姻亲关系而"少年得志"的新党人物,抒发了君臣不遇、老无所成的忧愤心情,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和现实指向。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印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苏东坡游庐山印象。读《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使人油然而生此感叹。以往海内外有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研究非常广泛,可谓硕果累累,研究领域涉及三苏文学、艺术成就、政治思想、生平、后裔等多方面。仅古今中外有关苏轼研究成果,就有苏学大家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专书洋洋几十万言介绍。然而就研究者们的学术出身来看,则大抵系出文学,史学出身者不多,研及三苏日常生活者更是少见。本书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苏氏家族进行深入而广阔的系统研究,让习惯了对三苏进行文学解读的人们看…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屈苏叠音词之比较

通过对屈苏叠音词在创造意境、描绘性状、描摹声音、叙述真挚深沉的情感、形成诗章的韵律美和修辞美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屈原为中国文学之圣人,而苏轼则算是文学大家。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王遹墓志铭》考释

王遹是北宋临城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王氏一族与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辙在文学、姻亲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新出土的<王遹墓志铭>为研究苏、王两家族关系、北宋科举制度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赤壁赋》的拟作及其经典化意义

苏轼前后《赤壁赋》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人对《赤壁赋》的拟效是其中之一。现存《赤壁赋》的拟作有38篇,从金元到明清,皆有创作,包含了文赋、律赋、摘句赋等形式。通过比勘拟作与前后《赤壁赋》文本,可以发现其中被反复强调的语象、意境和哲理,这些元素正是苏轼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积淀的文化之魂。通过比较拟作由体裁和思想模仿,到意象事件的跨体裁模仿的前后变化,可以探寻原作意象和思想的留存和沉淀以及文学的经典化形成的路径。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