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地方实力派关系述论(1927-1936)——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透视点

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深受国民党派系斗争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1927-1936年,两广地方实力派在与蒋介石抗衡时,关系密切,似乎结成了粤桂联盟.1929年李济深被囚后,广东陈济棠依附蒋介石,与桂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1931年胡汉民被囚后,两广又紧密合作,对抗中央,酿成困扰中国政局的"西南问题".因此,粤桂关系的互动实际上是广东、广西、中央关系的互动,此种情况反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大.     

论蒋介石、李济深决裂的因缘与影响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快速胜利,偏居广东一隅之地的国民党从边缘走向中心,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始以中央自居,以领袖自认;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北伐期间留守广东,因位高权重而为蒋所猜疑。围绕着汪蒋合作、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政治分会存废、蒋桂战争等问题,两人矛盾迅速激化,终至不可调和,蒋介石随即将李济深拘禁,双方彻底决裂。蒋李决裂之导火线为蒋桂战争,远因乃是蒋介石志在中央一统,削藩集权,李济深却坚持巩固因战争而获得的地方实权。蒋李决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和地方权力长期颉颃的一个缩影,由此折射的军人政治和强权逻辑,反映了国民党集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于一身的特征,亦彰显了民国政治未能跳出武力逻辑之事实。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     

戊戌地方制度改革与维新派的地方政治思想

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令裁撒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委重督抚"加强地方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的政治思维;而湖南省在变法中创设的南学会和保卫局,都反映出维新派试图通过地方议会和地方自治改变督抚专政,让新式绅商掌握更多地方权力的政治用意.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地方政治主张,都是以政治权力下移为核心.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制约因素

在政治实践中,制约和影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分配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行使的因素很多,在宏观上主要有国家权力来源的论证方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方式、经济运行体制、财政体制、执政党组织体制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化程度等.针对这些因素采取应对之策,不仅是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政治关系治理的关键.     

宋代地方政府之官吏关系与地方政治

宋代地方政府的政务主要是由官和吏来处理.由于宋代官尊吏卑的名分非常严格,中央的政令都是下达给地方官来执行的.但官要进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所以宋代虽然吏的地位很低,但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地方政府内部的官吏关系,成为决定宋代地方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论是官欺压或勒索吏,还是"吏强官弱",还是两者狼狈为奸,都必然造成和加深地方政治的贪腐和黑暗.期间尽管有个别清官,也能对奸吏进行惩处,却无补于宋代地方政治贪腐和黑暗的整体形势.     

试析加拿大地方主义经久不衰的机制性原因

本文通过对加拿大联邦内阁、议会、法院等权力机构和政党、选举制度等权力运行保障体系以及新兴的行政联邦主义等因素的分析 ,试图说明 :加拿大之所以长期为地方主义所困 ,除了历史、政治、民族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外 ,在它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端 ,正是这些弊端阻塞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 ,使地方意见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联邦中央表达出来 ,从而在各地以地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原因论略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展的顶峰时期,然而在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扫荡粉碎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一腐败的八旗绿营,迫使清廷只得依赖地方武装,遂致督抚筹饷练兵、专揽大权,打破了地方军政民财设官分司互相牵制和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平衡,形成靖末地方督抚骄横跋扈之局面。这些论述已在有些论著中刊出。然而笔者认为这仅是清末外重内轻局势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原因既有其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更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受外来干扰而产生变化条件的影响。本文谨将这些原因略作论述。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就业压力是我国现阶段及今后长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我国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限制了劳动需求 ,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 ,降低了投资的积极性 ,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是缓解我国资本深化、教育深化的重要措施 ,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