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之制度分析——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

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制度分析可知,在农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制度,其实施成本相对较小;而外来嵌入性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其建制理念、制度的延续性较弱以及缺失乡村社会基础,其实施成本较大。因此,要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促进正式制度内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还应该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性和契合性,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就应该加强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倡导农村社区的自有文化特质,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农村社区环境变化与治理方式变革--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讨论

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社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国家与农民理性行为互动的结果.它的实施为乡村社会培育了若干民主因素,其意义可能超过了"草根民主"本身.目前乡村民主化倾向与基层政府社会动员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来克服.     

社会网络下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提高其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农村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福建省福州市、三明市、宁德市、龙岩市、南平市55个村庄的286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均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有较强的影响,网络越发达,农户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在正式网络方面,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来自村庄治理参与意愿与家乡建设参与意愿两方面;在非正式网络方面,邻里关系、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尤其是邻里关系;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互有中介效应。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探析

城市化的发展,需要有条件的农村流动人口转化为市民,但农村流动人口的现状揭示,他们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因此,加大再城镇化力度势在必行.本文从社会支持的视角出发,对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从非正式性社会支持和正式性社会支持两方面,即从血缘、地缘、业缘,政府、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个层面,剖析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状态下社会支持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构建有利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的一些建议.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作为主要治理规则.城乡规则的差异性使得二者社会治理存在着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农民思维方式、行为规则、农村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的结构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论中国农村社区现代生态文明人的培育

健全新型的农村社区社会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一项重大的社会文明建设工程.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需要农民社区环境公德意识的培育,需要在社区机制的影响下,从"私我"向"公德"转变,塑造现代社区人,塑造社区生态文明人.农村社区现代生态文明人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必须学会适度生产、适度消费、适度人口、适度开放,二是具备良好的环境公德意识.应从环境公德培育入手培养社区生态文明人.     

从政府主导到参与式发展: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和制度创新实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扮演了积极能动者和行动主体的角色,起到了动员、组织、引导、规划和推动的重要作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社区建设推进机制与方式对于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社区空间合理聚集和配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未来农村社区建设之路应走参与式社区发展战略,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尊重农民在家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东北地区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下岗失业职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城市弱势群体,政府和企业安排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由于制度的覆盖面有限,在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提供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下岗失业职工经济和就业问题解决途径的考察,分析了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的作用.     

孤残儿童“类家长”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南方X福利院内12个“类家庭”为例

孤残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家庭中养护孤残儿童、默默付出自己爱心的"类家长"却没有受到重视。我国应构建全面的、完善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的"类家长"社会支持网络。正式的"类家长"支持网络应该是以政府为主,社区、企业、社会工作专业等共同参与;非正式的"类家长"支持网络应该是以家庭为主,其他"类家长"、朋友、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