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社会学的思考

文艺社会学,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现代文论的主体、西方文论的传统与新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干与精髓,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强烈诉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文论、文化思潮。加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不但具有学术资源的本土性和学术价值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学术视域的前沿性、世界性。文艺社会学,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入点,当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契合点;成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理论结合部和２１世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学术生长点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艺中心论——也谈当代文论的困境

中国文论"失语症"之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学界对"西方文艺中心论"充满焦虑,对本土文化身份有了清晰的认知,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寻找到有效的突围路径,在中国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化问题以及现当代西方文论及其本土化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者不得不面临自身知识谱系的局限、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转化的技术路径的困境等挑战。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论中西文论互释的难题性

面对现时期新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避免武断地运用西方的逻辑范畴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解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不能完全阻隔西方文论的渗入,应注重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性,避免在中西文论互释过程中造成的错位和误读。本文试图做一种尝试,即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分别从空间、时间两个层面对中西文论互释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层解读。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论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学实践和西方的文论影响这样双重的影响力之下形成的。中国当代文论需要面对自身文学实践的问题,也需要从西方文论的话语资源中吸取更多更新鲜的养料,在这个基础上它也需要开掘自身的问题意识,即自己提出问题并且尝试对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这样一种工作基础的部分就是需要寻觅问题的原点。现代性、对话性和异质性就是提出问题,建立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几个最重要的概念,也即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的关键词。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出发点,对话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立足点,异质性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生长点。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表现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是茅盾文艺观最突出的特色。文艺要为人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建国后茅盾文艺观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概括起来即:1949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60年代中期之前,他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主张历史剧应该"古为今用",但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文革"中,茅盾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逐渐出现复苏迹象。茅盾文艺观的自相矛盾,在他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有极其生动的表现。茅盾虽然强调文艺反映社会重大事件,但重心明显向着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性的方面倾斜。这种主张虽然与当时轻视创作规律的流行理论不协调,但却反映了茅盾顽强的艺术信念。眉批是茅盾当时一种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创作,它是对不能自由创作的时代的无声抗议,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扭曲。     

论建立新的文艺美学

以往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文艺美学存在诸多局限,新的现实需要新的理论,因此应建立新的以人类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文艺美学。如果说认识论文艺美学把审美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那么,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则认为审美是人的本体生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形态。文艺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创造的特定形式,也就是由作家和艺术家所进行的审美生命的生产和创造活动。文艺欣赏主要是由读者和观众所进行的一种审美活动,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认识或反映活动,而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审美生命的生产、创造活动;文艺欣赏过程其实是审美生命的双重生产、创造过程———既是作者所创造的审美生命得以再生产、再创造,也是欣赏者以作品本文为触媒、为引火进行新的、即时的审美生命的生产、创造。     

"风骨"源流考辨

“风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它贯穿于书法、绘画、文学等多个领域。文章试从“风骨”源流的演变来说明从品评人物的“风骨”范畴到书画理论上的“风骨”范畴 ,再到文学理论上的“风骨”范畴的过程特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回顾"五四"后三个30年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实践所导致的历史和文艺的变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互动和有关争论,应深刻总结了9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关于文艺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     

从典型个案看方法更新在汉画研究中的重要性

汉画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能离开它的文化背景和实际功用进行孤立的研究。作为汉代人丧葬现念的具体体现,汉画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风民俗。因此,汉画研究应该立足汉代的风俗习惯、观念信仰,结合汉画像的功用和典籍记载,综合分析研究,摒弃以画面猜画面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的更新,有益于提高整个汉画研究队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根据学术发展的需要,汉画研究应尽早建立汉画学学科体系。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文艺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进入共和国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对中国20世纪文论和美学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20世纪文论和美学的发展历史,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和美学,由旧的学术范型脱胎出来,萌生、成形、变化、发展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这是中国文论和美学历史性的转变与发展,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危机中强制性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回顾五四后三个30年我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实践所导致的历史和文艺的变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互动和有关争论,应深刻总结9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关于文艺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