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注经学的解释实践,并用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注经学的困境,比较中国注经学与西方解释学发展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并指出中国注经实践和西方解释理论的融合对丰富和发展中西方解释学有重要的意义。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

本文通过解读帛书《易传》,阐述了孔子易学解释学。孔子早年将《周易》文本定为卜筮之书,晚年好易又发现了《周易》内涵德性,故在承认《周易》卜筮性外,又将其定为德性之书。为改变《周易》文本性质,孔子确立见仁见知的解释学原则,提出了“后亓卜筮、观亓德义”易学解释方法,以此出发,由对于卜筮的解释转向德性的解释,最终实现了以德行求福和以仁义求吉的易学解释目标。最后作者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文学意义的审美阐释

本文从海德格尔创立的存在哲学介入,在充分展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的本体论转换的影响的基础上,以文本意义与理解事件概念为中心,探究作为当代中西文学评论核心理念的"意义生成"问题的缘起、特质和本体论意义,阐发了文学解释学的本真蕴涵及其根本观念,意在展示出当代解释学与文学评论以及当下生活的密切关系,以达到对人文和精神科学的全新理解和把握。文学解释学视域中对意义的追寻和探求,涵盖三个层面:一是文学解释学的理论蕴涵和发生语境;二是文学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语境,彰显文学意义阐释的本体存在之维;三是文学审美意义观的追索与建构,进而勾勒出由文本"方法论"转向意义"本体论"的历程。     

论戈德曼的文学解释学

戈德曼对西方当代文学解释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从发生论结构主义社会学角度出发，建构了西方当代文学社会学的解释学。他从结构与功能、整体与部分、理解与解释、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方法，将文学现象放在社会整体与集团的精神结构中阐释，既注重了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又强调了文学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效应。戈德曼反复强调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应不是表面的吻合与相似，而是内在精神结构的对应。文学研究应致力于作品内在精神结构的理解与解释，揭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戈德曼的解释学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看重人的个体意识对于集体意识的依赖，忽视了个体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过于强调作品的精神结构与集团精神结构的同源同构关系，忽视了文学创作中个体精神结构对集团精神结构的超越。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在比较视域中看《楚辞》中的动物意象

除香草美人意象之外,《楚辞》中也使用了很多动物意象,这些动物意象在情感上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在动物意象的使用上,中西方文学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也有相异的地方。从楚辞中动物意象出发,兼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意象作比较,分析中西文学中动物意象使用的异同,以期更好地诠释作品。     

训诂、笺传与解经学

训诂、笺传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式，而西方传统的解经学也是以解经说文、注疏显义为主要目的，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和以迦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诞生之前的技术性的解释学。二者从承担的任务、借助的工具、发展的道路、面临的理论困境等方面来看，都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同时二者又具有明显的文化异质性：解释的文本性质不同，注释者的态度不同，解释的目的不同，意义生成方式不同，发展命运也各不相同。在西方解释学方兴来艾并对中国学术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传统的训诂笺传陷入学术窘境的当代语境下，把中国的训诂笺传和西方的解经学加以比较，开展中西解释学对话有着重要的意义。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 6期发表何卫平《解释与循环的嬗变及其辩证意义的展开与深化》一文 ,文章对“解释与循环”这一西方解释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演进与深化进行了分析。在局部解释学阶段 ,解释学循环主要集中在语法和文字的理解和解释的层面上 ,局限于对本文原意的把握方面 ,循环主要是在词语 (部分 )和本文 (整体 )之间进行的 ,在这里 ,解释学的辩证法贯穿于本文的字词篇章的理解上。在一般解释学阶段 (即解释学哲学阶段 )包含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几个环节。施莱尔马赫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从语法扩展到心理 ,使整…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把解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以理解本身而不是以具体内容作为解释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了解释的方法——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明确了解释的任务——比作者理解得更好,从而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人开辟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理论的当代解说

20世纪我们靠着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方法,建设了我们的现代文论。但这毕竟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文论、冷淡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有糟粕,但更有大量的精华能够借鉴。从钟嵘＂滋味＂说可以去理解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理论,从司空图＂韵味＂说可看文学风格理论,可以从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的平淡有味论分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张戒＂意味＂说能够让我们去认识生活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试论解释学的解释观

从三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解释学的解释观 ,即方法论解释观、认识论解释观和本体论解释观 ;揭示了西方解释学解释观发展的历史结构 ,并按照其内在逻辑 ,提出了解释学如何从本体论回复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关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     

西方语境中的“意象”

理性传统决定了西方的意象研究以想象过程为切入点,理性的参与使意象中蕴含的情感淡化,并逐渐客观化为图片;20世纪初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意象主义意象论在本质上仍属于西方传统,偏重图片效果和象征意味。     

加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

接受美学对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大贡献是 :提供了从读者出发进行研究的崭新视角 ,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的研究领域。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是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特别是现代西方解释学 ,它赋予人类的理解活动以变动性、不确定性和历史性 ,打破了传统解释学一直企图寻求本文客观存在的“原意”的迷信。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 ,任何理解都离不开解释主体 ,都是本文拥有的过去视界同解释主体拥有的现在视界融合后新产生的现时视界。所谓视界就是理解所具备的知识、情感、观念、阅历等前提要素的总和 ,是理解事物的立足点。因此 ,理解…     

论法律解释的范式转化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西方语境中的“意象”

理性传统决定了西方的意象研究以想象过程为切入点,理性的参与使意象中蕴含的情感淡化,并逐渐客观化为图片;20世纪初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意象主义意象论在本质上仍属于西方传统,偏重图片效果和象征意味.     

谁解其中味：味象论视角下的王船山诗歌英译——以《重登双髻峰》为例

国内对于王船山诗歌的英译研究极度匮乏,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作为湖湘历史文化名人王船山的诗歌翻译研究亟待译界重视。文章以＂味象论＂为视角,析评并试译了其诗作《重登双髻峰》,探讨并指出＂诗味＂传递的四种途径,即：心理移情以现＂情味＂、意象投射以现＂画味＂、人称择选以现＂意味＂、韵律保留以现＂韵味＂。     

解释如何才能有效——赫施客观解释学反思

赫施继承了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传统客观解释学的观点，在其1967年出版的《解释的有效性》中，提出了保卫作者的口号，认为作者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有着制约和导向作用，要求回到作者的意图。文章指出，赫施把文本的意义区分为意义和意味，虽然易于操作，但是有流于简单的嫌疑，忽视了对文学形而上层面的追问，没有看到语言除了具有透明的指称一面，还有遮蔽和伪指性，需要读者的质询、批判和探索。文学文本具有类似对话的思辨结构，它召唤着读者与它进行不断的对话，作者、文本、读者共处在一个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共同体中，文学意义在对话中生成。     

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探究

我们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文艺理论,对唐宋词美学范畴中备受关注的“意象”问题,进行现代符号学阐释,目的在于促进中西文化的融汇,使我国古典审美意象从科学的角度得到诠释,使文学超越民族和历史的空间,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诗味论与符号学

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体现的是两种思维方式。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审美特性和读者接受方面的认识有一致性。它们二者都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蕴藏着更多的意义,不是简单浅显的;读者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差异性。尽管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但对读者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中国诗味论强调“体味”,体味就是体会和品味。西方符号学强调语言符号分析,通过对语言符号结构的把握以求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