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可以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试论杨慈湖的仁说思想

杨慈湖的仁说思想,与以程明道为起源的"以觉训仁"的仁说具有体貌上的相近。他对于"觉"的理解,主要源自于他的家学教养;对于"仁"的肯认,归功于陆象山的提点以及他自身的体认。杨慈湖仁说的要义,主要是从他论"觉"这一"即本体以为工夫"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并集中体现在他以"觉"论"仁"的言说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仁说可称之为"以觉训仁"。慈湖的仁说,融摄了佛禅的思想,最终以儒家精神为旨归;并且在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是陆王心学乃至宋明儒学发展、深化的必要一环。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浅析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出发点是以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如果要对朱熹哲学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就必须从研究朱熹"本体论-宇宙论"双层结构系统出发,进而理清其整个本体论体系,方可对其本体论衍生而出的功夫论有全面的理解。     

论原始儒家“中庸”理念之变异

中庸的变异根源于原始儒家道德理论兼摄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性格,其内在根据源于其心性理论。原始儒家将主体之心作为统摄形上本体与道德工夫的结合点,本体之天回落于心,统摄主体性情其表现形式即为"中";心外显于主体修身与治世的道德实践。然而,原始儒家将治身与治世融为一体存在明显的弱点:中庸以"仁"为价值旨归和本体论归宿,但历史上几经变异后的中庸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向,却忽视其本体论层面的价值,而中庸变异的过程也是学术屈从于专制的过程。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上亦是如此。用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敬和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二程在自己体会的基础上,借鉴了《内经》及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的观点,对"天理"进行系统论述,创建了"天理"学说。二程以"理"论、"心性"论、"仁"论等理学思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医学有关方面进行研究———以"理"论为哲学思想,研究养生、脉象、药理;以"心性"论为哲学思想,探讨心理健康;以"仁"论为哲学思想,对天地和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进行研究。理学思想与中医学思想二者关系密切,理学思想为探讨医学知识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医学思想体现理学思想,并为理学发展升华奠定基础;其理学、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