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立法思考

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现了一定价值追求。本文通过对新旧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立法的比较,指出环境犯罪立法应以生态价值为核心,对我国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对现行刑法典的体系提出构想,对法条规定提出若干设计。     

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环境刑法立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面临环境和气候压力的必然选择.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审视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应当树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兼顾生态本位的立法理念,以破坏环境罪为基础整合环境犯罪体系,并以现有立法为基础调整环境犯罪的对象、危害结果,在适当引入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考虑增设环境犯罪的附加刑,从而推动环境刑法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论公害罪

公害罪是一种危害环境的犯罪。我国刑法典首次对该种犯罪作了系统、具体的规定。公害罪可分两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类犯罪,一类是破坏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其主体多为单位,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客观方面则往往把一定的危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适用“推定原则”;破坏资源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其主观方面多为故意,客体主要是一种财产权,客观方面除要考虑行为、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因素外,有时还要考虑时间、地点、方法等因素     

试论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是一个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国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亟需刑法的有力保障.虽然我国97刑法典增加了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仍明显滞后.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我国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犯罪之规定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完善之策,认为在立法形式上,应规定罪刑明确而独立的非刑事法律规范;污染环境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应增设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     

中国环境立法50年:从环境法1.0到3.0的代际进化

从法律的历史变迁和代际进化看,可将中国的环境立法50年概括为从第一代环境法到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进程,当前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挺进第三代环境法的新时期。第一代环境法以环境保护观为指导思想,以生存权为核心权利,以“末端治理”“分散保护”为主要调整模式,具有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二分、保护和发展“两张皮”的基本特征,以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为典型代表。第二代环境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发展权为核心权利,开始重视对发展能力的尊重和补偿,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具有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内保护和发展一体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08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典型代表。第三代环境法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思想,以环境权为核心权利,以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平衡的“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保护”,重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社会共治”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具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生态—灾害”复合系统内“八位一体”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为典型代表。为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贯彻,可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二个坚持”,从而更好地明晰其相对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助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指引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法典的出台。环境法的法典化之路尚需进一步选择和论证,基于事实、事理、法理和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建议采用通则型立法模式,优先集中兵力制定“环境法总则”和“污染防治法通则”。环境法学必须加强向“事理”和“法理”两面作战的能力建设,促进自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养成,不断实现“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飞跃。     

生态犯罪立法论要

生态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底座安全”,破坏生态安全的行为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纳入刑法规范———设立生态犯罪。生态犯罪立法具有客观的缘由、充分的依据和切实可行的内容。生态犯罪立法是刑法适应生态文明的创新。     

论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将乡村振兴政策纳入法治轨道,需要采用规范分析法阐述生态宜居。从法学角度来说,生态宜居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居住,并享受利用优美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实施中,生态宜居应当被归为生态利益,纳入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应当以环境人格权为理论基础,在环境人格法律化过程中明确其主体、内容;通过扩大民法基本原则内涵、具体民事制度的“生态化”等方法来实现。     

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及其认定

2016年两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一直存在争议的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提供指导。然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却引发新的适用争议，其缘由既有司法解释准立法化的原因，也有立法规范不明确的原因。为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应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重新理解环境立法与司法解释之关系，确定环境法益具体危险的入罪标准，并在司法认定中正确把握入罪中的具体危险和因果关系等要素，同时也应在制度上减少“规定” “解释”等准立法形式的司法解释，引入污染环境案例指导制度和相关专家制度，真正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正确适用。     

生态法益刑法保障体系化及其罪名设置 ——以温茨"同心圆"理论为视角

环境犯罪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不足与要素化立法缺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体系化理论应对此发力,应引入温茨同心圆理论,构造生态犯罪圈的二阶同心圆解释模型.生态法益是整个模型的核心客体,而生态犯罪圈由外而内阶梯型强化其生态法益保护目的是其二阶性的体现.倡议设置以生态法益为直接客体、以破坏生态为典型行为方式的"破坏生态罪",其基本犯可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开发、利用或对生态系统及其要素施加不当影响,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或其要素的完整与功能,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与"破坏生态罪"预防目的相重叠的其他个罪,在罪刑设置上进行体系内协调,并加强现有要素化环境罪名对生态法益的保护.     

论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环境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规定没有考虑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更多关注人身与财产利益,忽略对生态利益的保护,不利于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在绿色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刑法应具有明确的立法导向,注重对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文章对实现环境生态利益的刑法保护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对完善我国环境刑法提出了几点建议。     

法益概念的扩张与生态刑法的重构

社会利益价值的多元化导致法益概念的日渐扩展,生态法益成为新的法益类型,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应当在刑法中改变现行基本体系和结构另起炉灶。为彰显生态刑法的重要性,生态犯罪的刑法体系应当以现行《刑法》第六章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基本体例。以风险防控为分析工具,改变生态刑法人本中心的价值观,重估生态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意义。在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标准上,通过弹性的罪量标准设计,建构多维的评价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未被明确列举的危害行为处罚间隙的问题。     

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立法观念严重制约了对当前环境风险的防范及其有效治理,难以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做出有效规制。顺应“犯罪化”、“处罚早期化”等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学习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扩张处罚,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实现刑法对环境污染防控的前置保护。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试论生态犯罪的构成要件

生态犯罪的犯罪客体是生态权益,自然人和法人是生态犯罪的主体。在生态犯罪的客观方面,我国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立法,将传统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侧重于结果无价值转向行为无价值。在生态犯罪的主观方面,鉴于生态犯罪的特殊性,我国对部分生态犯罪不应适用严格的责任制度。     

论环境犯罪客体

环境犯罪客体是环境犯罪区别于传统犯罪的重要特征.作者从对有关环境犯罪客体的观点的述评入手,认为传统的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刑法犯罪客体理论在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上有着严重缺陷;对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应当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狭隘性,立足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即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受到破坏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环境权关系.     

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是该罪向环境犯罪的回归。正确解释"严重污染环境"是司法中正确适用污染环境罪的首要前提。以立法本意为宗旨、以环境保护法预防原则为前提,"严重污染环境"应当包含"严重地污染"与"严重的污染"两层内涵,表征了污染行为情节严重和污染行为后果严重。以情节犯解释污染环境罪是当前司法解释的最佳选择。     

关于计算机犯罪初探

关于计算机犯罪初探包国庆本文主要论述了计算机犯罪的界定及特征、社会危害性、分类、国外关于打击计算机犯罪的立法与经验、我国关于计算机犯罪立法现状及建议等问题，指出：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科学技术的合理合法应用，我国应当尽快着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     

论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我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给犯罪下了如下的定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10条)。通说认为,这个定义是从犯罪的阶级实质和法律形式的统     

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

环境犯罪危险犯从类型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一类是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多已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有了完备的刑事立法，现代的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具有必要性，因此，我国也应尽早对环境犯罪危险犯进行刑事立法。     

环境犯罪论

本文着重探讨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定性及查明方法，国家可否成为环境犯罪的主体，以及针对某些环境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亦可构成等理论难点。作者指出面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环境犯罪的立法迫在眉睫。本文论证了环境犯罪立法应遵循的原则，并尝试性地设立了环境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罪名、罪状及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