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基于生命伦理的视角

作为一项新兴的生命科技，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可以改善个体和社会的境况，符合福利最大化原则。但这一技术远未成熟，贸然推广应用必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损害未来的人的健康等权益。对此，主流的伦理观认为，人体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缺乏伦理正当性，但纯粹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医学实验在伦理上应被允许。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刑法之所以禁止基因编辑“造人”的行为，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相关的伦理规范。立足于目前的生命伦理规范，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秩序，而非人类基因库安全。因此，本罪是行政犯，以行为违反行政法规、行业规范等前置性规范为必要要件。     

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复杂性、不确定性与理性的局限性

当下国内生命伦理学研究具有脱离"真实性"的倾向,且缺乏基于"真实性"世界图景之上的思的"彻底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论路径,进而更加彻底、更为有效地应对基因编辑这一新技术境况下的伦理挑战.伦理反思必须立足于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真实性",并充分考量人之理性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聚焦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与生命健康、公平正义和人的自我形象的多重复杂关联等一些极具颠覆性和紧迫性的核心伦理问题,始终以人之存在境况、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变革作为伦理反思的核心关切,保持哲学思辨的底色,确立新的伦理认知和建构图式,进而尝试探讨构建合理规制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伦理规范的新样态.     

基因编辑技术背后的伦理与人权

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引起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但从近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来看,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仍须厘清,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通过保护基因编辑婴儿隐私、切实发挥伦理委员会作用、加快相关立法工作,我们或可更好地解决基因编辑技术背后的伦理和人权问题。     

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路径探析

基因编辑技术准入门槛低、应用前景大的特点造就了其迅猛发展的现状,也使令人生畏的潜在风险浮出水面。基因编辑技术在可以根治重大医疗疾病的同时,其脱靶风险也在安全监管领域敲响了警钟。现阶段,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存在概念界定不准确、相关法律规范层级低、罚则缺失和伦理审查法制化程度不同等问题。可通过提升法律规范层级、设计涵摄更多行为法律规制原则与框架、细化伦理审查程序等路径完善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     

国内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述评

基因编辑技术在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变革,更引发了学界对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国内有关基因编辑的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发展,二是基因编辑技术安全风险的伦理考量,三是基因编辑技术与人的尊严,四是基因编辑技术与社会公平.虽然基因编辑伦理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与技术相比,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足.     

国内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述评

基因编辑技术在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变革,更引发了学界对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国内有关基因编辑的伦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基因编辑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发展,二是基因编辑技术安全风险的伦理考量,三是基因编辑技术与人的尊严,四是基因编辑技术与社会公平.虽然基因编辑伦理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与技术相比,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的研究受到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足.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基因编辑技术伦理 ——以《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为例

阿特伍德在其生态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中,揭露了基因编辑技术所有方在资本增值逻辑控制下可能会违背伦理规则,逃避伦理监督,从而带来伦理和社会风险.从基因编辑利用后果来看,主要风险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犯罪和反社会的破坏性活动.从基因编辑技术操作过程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损害生物肉体完整性、精神完整性和物种完整性.从基因编辑实施者角度看,可能的风险包括拥有基因编辑技术的机构可能为了资本获利而逃避舆论和法律监督,不遵守基本的透明原则而损害大众的利益.     

基因编辑技术媒介形象的传播与建构——以微信公众号为考察对象

微信公众号对于高新科技的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因编辑技术是重要的新兴生物科技,应用将会越发广泛;同时,基因编辑技术涉及一定的安全与伦理问题,具有较大的社会争议.因此,将微信公众号中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态度和讨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对基因编辑技术形象进行客观刻画,对于分析社交媒介与基因编辑技术之间的传播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采用逐个统计的原则对微信公众号中有效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微信公众号中基因编辑技术内容信息及分类目录,总结出基因编辑技术在微信公众号中的三种形象:疾病治疗技术——健康的福音、基因改造技术——未知的恐惧、生命增强技术——人类灭亡的推手.通过对基因编辑技术媒介形象的合理建构,可以实现基因编辑技术更好的传播,以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基因编辑技术,避免某些认知误区,进而促进基因编辑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人文价值原则及导引途径探析

基因工程技术与人文价值有着复杂的关联性。基因工程技术社会功能的显现过程,也是人文价值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用人文价值导引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在遵循人本原则、技术与伦理观念协同原则和非功利性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确立开放的技术伦理评估框架、推广人文主义的科学教育观、强化生命科学家的道德责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等途径,协同好基因工程技术发展与人文价值提升的关系,实现用人文价值原则导引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目的,通过发展基因工程技术去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国语境下的人工智能新闻伦理建构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冲击和更新传媒发展的技术底层,导致新闻生产方式、传媒产业链、传媒价值链发生快速而巨大的变迁。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传统新闻伦理规范无法提供支撑。本文以人工智能新闻应用中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借鉴国外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思想和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传统伦理和现实语境,借助技术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从伦理基石、基本原则、政策框架、责任主体、道德规范、技术工具等方面提出中国人工智能新闻伦理的构建路径。     

基因技术应用于优生学的伦理争议

基因技术赋予优生学强大的力量 ,也给优生学带来新的伦理困境。在解决基因技术应用于优生学引起的伦理困境过程中 ,在公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兼顾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利益应该成为基本原则     

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几个伦理问题

人类基因组研究伴生诸多伦理问题。个人或家族的基因隐私权是不受他人侵犯的自然权利;基因歧视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社会应运用立法来防止基因歧视;对基因功能的认识属于科学发现的范畴,不应有基因专利;基因决定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优生学"会导致伦理灾难;对基因技术的运用,伦理学评价应置于优先地位。     

转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的伦理学反思

转基因婴儿的诞生再一次引起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应用的高度关注,本文在介绍转基因婴儿的出生过程的基础上,从两方面阐述了转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所引起的伦理问题,并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伦理原则.     

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刑法规制

“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发生表明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谬用行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人类临床应用存在安全风险、社会管理失序风险和伦理风险三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刑法应当禁止对生命健康法益造成侵害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行为,有选择性地规制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并慎重回应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所涉伦理问题。为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挑战,刑法应当在兼顾谦抑性的同时,设计相关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德原则探寻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其自身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需要道德原则的引导。伦理作为一种软约束力量,对个人与群体的作用效果显然是不够的,它缺乏强制性。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形成一种伦理制度,它就具有群体性、他律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从道德这一维度入手,我们需要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就是以教育公平、教育正义原则为圭臬,以人道主义与共享原则为内容,以个性发展原则为最终目标,这些原则的和谐统一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伦理品质。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探析

短短几年内，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其应用也异军突起。但由于该技术存在潜在风险，遂引起各界对其不当应用或越轨行为的深切关注。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规制问题也迫在眉睫。目前，关于基因编辑技术规制思想分别从伦理、法律、制度层面展开，形成了开放管制、严格管制和有限允许三种路径。然而这三种规制路径却存在着理念层面和现实操作层面的选择难题，即如何在科学发展和越轨规制层面保持张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需要从认识、社会等层面进行反思与探讨。      

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新闻业同样在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随着新闻信息过载的不断加剧,由大数据衍生出的算法推荐新闻迅速崛起,算法信任、数据优势与新闻媒介的数字化客观上为算法推荐新闻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算法推荐新闻对于实现新闻准确分发、增强新闻受众黏性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化、瞬时性的算法推荐新闻具有精准、高效、个性化优势,但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技术,带来了多层面、多环节、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和制度掣肘,算法推荐新闻同样引发了"算法黑箱" "算法偏差" "技术霸权""责任缺口"与"信息泄露"等多种伦理风险。当前,学界对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否真的成熟,以及算法推荐新闻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研判明显不足。对此,从技术不确定性理论所内嵌的技术本身不确定性、技术认知不确定性与技术制度不确定性三个向度,可以为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厘清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发生的根源,可将其归纳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的数学洗脑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的能力不足与底线失守以及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的法律规范与伦理体系的不完善。具言之,算法推荐新闻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已有伦理形态与法律规范逐渐无法有效规制其伦理风险,亟需建构专业化、制度化的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规制体系。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奉行何种原则是规制路径建构的前提性、方向性议题,分析认为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需坚持新闻透明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和德法共治原则。当然,随着算法推荐技术、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不断进化,新闻透明原则亦需与时俱进,对算法推荐新闻的新兴伦理风险予以有效规制,新闻从业者、算法推荐新闻分发平台等要坚持以价值中立原则为指导,强化算法推荐新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在德法共治原则指导下明确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范式。从以上原则出发,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伦理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建构,即在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加强算法公开与算法解释权、数据权利等保障,在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推动新闻从业者计算思维的培养及伦理约束,在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采取伦理结构化与法律问责等规制对策。     

行政处罚的伦理向度和考量

从伦理学角度看,行政处罚是具有伦理意义且需伦理规约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的伦理向度是公序和公益,消解"内部性"问题和"私人化"问题是其内在要求;行政处罚的伦理考量是"矫正正义"具体落实,其实体性要求是:罚其必罚,平等对待,罚当其过,合乎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