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十四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和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压力依然很大。构建科学合理的后续扶持体系，在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将后续扶持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及扶持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呈现出扶持客体动态性、扶持主体多元化、扶持机制协同性、政策路径系统性等特征。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后续扶持理念多元多维转换，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后续扶持政策风险要科学有效防范等，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生态扶贫:生态文明视域下精准扶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扶贫开发也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推进生态扶贫必须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培育生态产业、完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同时,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和贫困户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把对生态贫困的主体性、情境性、中介性等要素的干预作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的基本途径。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化与前瞻——立足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始终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层面颁布的312份扶贫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以扶贫主体、目标、方式、内容、绩效考核与激励为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扶贫政策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扶贫的主体始终是党和政府,缺乏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目标总体上发生了一次变化,即从解决温饱提升为"两不愁、三保障",但解决温饱的标准却在不断上升。扶贫方式经历了从体制性变革扶贫向政策性扶贫的转变;扶贫内容从救济式扶贫发展为开发式扶贫,但都属于物质性扶贫,尚不能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尚不能发挥绩效考核对扶贫的激励作用。为使扶贫成效具有长期稳定性,使扶贫机制具有公平科学性,在扶贫主体上应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扶贫模式。扶贫目标的不断变化提升表明扶贫具有长期性,这要求摒弃当前扶贫工作中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将扶贫工作常态化。法律与政策相比所具有的稳定性与规范性特征要求扶贫方式法治化;物质性扶贫的不足要求扶贫内容应注重物质扶贫与权利扶贫并举;扶贫绩效考核的不全面性与激励方式的单一性要求构建完善的扶贫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玉米颗粒堆积特性的离散元法模拟研究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城市扶贫整体绩效提升了吗——以广东省（2000—2015）为考察对象

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展了以“三无人员”为主体的城市扶贫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快速转移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组织边界理论出发,构建了城市扶贫整体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而以广东省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广东省城市扶贫整体绩效（2005—2015）呈下降态势。具体来说,虽然养老与医疗救助绩效不断提升,但贫困基础、社会救助绩效和就业帮扶绩效却呈下降态势,由此导致城市扶贫整体绩效持续下降。因此,本文从顶层设计、教育和就业、社会支持网络和合作治理等方面提出改善城市扶贫整体绩效的几点思考,以期对城市扶贫实践有所裨益。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我国武陵山区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贵州省武陵山区为例

目前贵州省武陵山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扶贫方式存在激励不足、扶贫资金使用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要提高金融扶贫的效果,必需引入市场的力量,提升金融扶贫瞄准的精准度,构建合作性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扶贫新机制。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连片开发扶贫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分析

多种相同致贫因素引发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连片迹象的出现,使得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推进连片开发扶贫,成为未来扶贫开发路径的必然选择。区域发展理论和空间贫困理论视角下的连片开发扶贫,应从空间上注重区域间发展资源禀赋特征与耦合、发展环境质量整体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外界市场对接以及贫困人口赋能;从时间上促使区域系统朝着突破发展瓶颈、保持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方向进化;从管理体制上明晰各利益相关主体角色,协同整合,形成全方位的大扶贫格局,以促进连片开发扶贫实践向纵深发展,提高连片开发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