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的出土,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文人的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外,民间还流行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讲诵故事、互相论辩的俗赋.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敦煌俗赋从文体上可以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我们用这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辩俗赋是在民间争奇斗胜伎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则是歌谣体俗赋.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诸多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汉唐俗赋浅说

生活是孕育文学的母亲。赋这种文体最初以俗文学形式产生于民间，后经文人发展，遂成汉之一代文学，然与此同时，赋又在极尽荣华之余又悄悄走向了民间。本文就俗赋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整个过程，着重探讨了俗赋在汉代和唐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及其内在传承关系。试图从俗赋在流变过程中所呈现之形态来括别俗赋与雅赋之不同，并进一步论述了汉唐俗赋在结构、体制、题材、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所呈现的独特魅力对后代诸多文学样式的重要影响及意义。     

《高兴歌·酒赋》管窥

敦煌写卷中《高兴歌.酒赋》引出的诸多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其一是标题颇为奇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令人费解的歌赋合一。其二是作者虽署名为刘长卿,但却称其官职为江州刺史,与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生平任职并不相合,令人疑不能定。其三是文体,作品题目中将歌与赋合一,其文体归属也颇使人踌躇。凡此种种,一直引人探索。其实,循《敦煌赋汇》及《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等史料所载,上述问题的解答还是有迹可寻的。《高兴歌.酒赋》标题的书写之所以怪怪奇奇,实源于乐府诗由古题、新题至新乐府的衍变。虽其作者署名与任职差池不一,但其作者应为唐刘长卿。其文体,似赋非赋、似诗非诗,实应归属俗赋中的诗赋类。高兴,实为郡名。而俗赋特征及诗与赋融合,也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赋"的含义及其对传奇、话本的影响

“赋”是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艺术手法，《诗经》的诗作中广泛使用了它。它作为“六义”之一自然会影响古代诗歌创作，过去已有许多人对它进行过探讨，但它对叙事文学创作的影响却很少人注意。赋在汉代发展成一种文体，它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它在叙事、写物甚至抒发感情时都充分体现了“赋”这一手法的特点，它对以后的叙事文体，如唐传奇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以及俗赋、变文的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俗赋、变文等民间赋在文体上、语言上、描写技巧上又影响着宋以后的话本小说。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论汉乐府诗歌的抒情性

汉乐府诗歌叙事的目的是为整个作品的抒情发挥铺垫存托与渲染深化的作用。其叙事的戏剧化特征,使汉乐府叙事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文人特别是魏晋诗人对汉乐府的借鉴与创新正是首先基于其抒情性。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在赋学研究领域中,科技赋以独特的创作内涵,使文学与科技融为一体.这里通过对科技赋创作历程的考察,认为科技赋创作孕育于两汉,完成于魏晋,兴盛于唐宋之世,其创作与科技史的发展及成就相对应,主要体现在天文、地理、医药、机械与生物学诸方面,指出科技赋创作蕴涵着中国古代的道伎传统、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文化精神,体现了盛世作赋的文学致用特征.     

聊斋俚曲文体辨

关于聊斋俚曲究竟是戏曲还是说唱的文体问题,历来学者意见都不统一.在充分考察聊斋俚曲本身的演出方式、话语运用、回目设置、音乐曲调以及时人对之的称呼的基础上,认定聊斋俚曲的文体为说唱体.只有明确了聊斋俚曲的文体,才能更进一步把握其审美艺术特征.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