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共生型政府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共生体(共生系统),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政府权力的公共性、治理效能的可持续性等共生性特点."共生型政府"的提出,是基于当前社会政治格局、文化需求特征与经济发展方向等变革趋势的基本分析与判断而对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变革趋势的一种概括,它是对服务型政府的包容和超越,是中国未来政府范式的理想选择.     

流域水污染防治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通过构建跨区域水污染防治的３ 个相邻地区博弈模型及区域内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监管与排污企业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流域水污染防治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及最优策略选择,提出建立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分配机制、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制度和长效环境经济政策,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顾客导向型政府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组织的"顾客至上"管理思想引入公共组织。"顾客至上"管理思想打破了传统的生产者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文章介绍了新公共管理视野下,顾客导向型政府的理念及其基本内容,以及建立顾客导向型政府的政策举措;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情,提出了顾客导向型政府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几点有益启示。     

供应链环境下龙头企业共生合作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05个龙头企业安全农产品生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东、中、西部6个省(市)105个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供应链环境下企业共生合作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与农户的互动程度与依赖程度、利益分配方式、安全农产品生产能力、安全农产品生产意识、企业实力、合作伙伴特质、安全农产品生产环境等七大因素对企业的共生合作行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安全农产品经济效益对企业的共生合作行为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不显著。最后,从企业、政府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公共治理语境下的流域管理

流域管理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有效的流域管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我国流域管理的总体现状进行描述,分析我国流域管理的两个典型个案,在阐述公共治理语境下流域管理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流域管理的对策建议.     

当前日本经济低迷的成因与对策

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高达5%的失业率;盲目的公共投资;空前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这些令日本政府头痛不已。究其原因,生产率相对低下是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同时,企业缺乏经营构想力,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后发展效益消失等是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重视女性劳动力,吸纳移民和外资,激活中小型企业的活力是日本复苏经济的主要对策。     

浅谈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绩效的重要性,将企业的绩效管理理念引入公共部门。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目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非常迫切,构建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是解决我国政府绩效评估问题的最好选择。     

推进重庆清洁生产实施的制度创新问题探析

旨在实现从源头控制污染、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清洁生产,离不开政府、企业、公众的认同、支持和参与。重庆尚处在清洁生产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公众没有认识到清洁生产的重要意义,政府替代企业成为推行清洁生产的主体。为进一步推进清洁生产,实现“低悬阶段”的跨越,需要完善现有制度,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激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并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保障,降低实施风险,同时需要加快研究、试点环境成本核算,最终实现企业环境破坏的外部性内部化;一方面要破除企业和公众的观念、认识障碍,为清洁生产实施扫除观念障碍;其次企业也必须进行管理制度创新,提高环境意识、社会责任感,提高清洁生产实施的内动力。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巨大进展而言，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效率低下的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文章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厘清事业单位所涉及的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事业单位、政府及个人的行为的激励约束分析，以期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关于公企业概念与国企改革的探讨

公企业是西方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政府在公企业设立、资源获取、资产管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及重大决策中的权利义务均由公企业的单独立法加以规定。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遵循了公司化改革路径,国有企业被置于公司法基本框架下,政府与国有企业形成股东与公司的基本关系。但在这种法律关系框架下,国有企业特定公共目标的实现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可能引发国家权力与法治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本文认为,我国应根据国有经济所处的不同领域采取分类改革思路,在特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适当借鉴西方公企业形式。     

生态危机管理中的公共关系

今日社会生态危机频发,其危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影响到相关公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对生态危机管理中公共关系原则﹑方法﹑技巧运用的分析,剖析解读松花江水污染﹑首钢搬出北京﹑黑龙江森林大火几个典型案例,进而对中国生态危机公关现状的得与失进行大致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