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音——两汉文学刍议

两汉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以及乐府等文化机关的设立,促进了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两汉文学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文人的独立和依附,作品的浪漫与现实,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构成壮丽的文学景观。汉代文学和经学双向互动,作家群体中不乏经师儒士,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风气交相辉映,文学的重摹拟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互为表里。文学和经学都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过程,汉代文学思潮亦深受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

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 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 了。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 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 要因素。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论辞赋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流

学术界普遍认为 ,到了建安时期 ,诗歌已经取代辞赋 ,成为文人创作所采用的主要文体。本文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建安文人对诗歌与辞赋的不同态度以及当时文学的创作实际三方面出发 ,对这一定论予以重新考察 ,认为建安诗歌的成就虽然超过辞赋 ,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亦非辞赋能及 ,但它还是无法动摇辞赋在建安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地位     

汉诗的期待视野与张衡的诗歌超越

受汉代发达的经学影响 ,汉代文士形成了以《诗经》四言体为准则、以诗歌教化作用为目的的审美期待。在这一期待视野的拘囿下 ,汉代文人诗陷入了模仿因循的困境。但随着诗歌革新要求的呼唤 ,张衡的诗歌创作逐渐与汉诗的期待视野拉开了距离 ,最终孕育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五言诗和七言诗     

从“神”到“人”的文学——《古诗十九首》主题新探

《古诗十九首》把诗歌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抒发人的性情的文学 ,同时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具有时代特征。它给近于窒息的汉代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空气 ,给“质木无文”的文人五言诗输入新的血液 ,为建安文学开了先河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