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腐败协同治理研究——基于S省横向多案例比较分析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而基层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直接影响政治生态的整体净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衰成败。基于对乡村腐败特征及廉政建设模式的辨析,结合S省多地的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分析,并搭建基层腐败治理的三维协同框架,可以发现,地方反腐致力于从“减分”到“加分”的角色转变,反腐败层级协同本质上是在职责同构下回应不为型腐败,部门协同强化注意力可应对小微型腐败,群体协同调动多元力量可避免共生性腐败。乡村振兴战略下,未来基层腐败治理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就应当持续推动层级联动、部门合作与多主体协同治理。     

公职人员腐败的利益冲突诱因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公职人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腐败的重要诱因,腐败是这种利益冲突演变的负面结果。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的环境。为了有效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我们应当吸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定并强化其执行力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规避制度和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与完善防止公职人员因利益冲突而腐败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政府规制的理论基础及效果评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规制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综合西方学者对政府规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理论流派,即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和政府规制的部门利益理论.政府规制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主要体现在规制措施被社会所接受,哪怕有些决定或措施并不十分得当,只要规制行为整体被社会公众认可,那么规制就是成功的.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论邓小平治理腐败的思想及其特征

腐败现象，祸国殃民。反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邓小平同志对治理腐败十分关心，有许多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选拔好各级领导成员，是治理腐败的组织保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法制，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同志治理腐败思想的特征是：１．治理腐败的坚定性；２．反腐措施的综合性；３．依靠力量的人民性；４．治理腐败的长期性。其实质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新形势下村干部腐败问题治理研究

从社会不良风气降低村官道德水准、留守人员素质影响村民自治水平、乡村宗族势力阻碍基层民主进程、政府监管不力制约农村反腐成效等方面分析当前农村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提出"三个结合"预防和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新思路,即教育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制度建设与惩处腐败相结合、科技反腐与民主监督相结合,营造村干部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村级权力运行新环境。     

加强外部投资者保护，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保护投资者利益。针对我国投资者保护现状、存在问题,探讨外部投资者利益侵占原因,并且对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规制外部市场加以思考。     

权力清单视角的深入反腐败研究

自2005年我国首份权力清单面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权力清单建设之路。权力清单对政府起到权力制约、监督作用,是加强权力监督、源头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一些成效,公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深入反腐首先要认清我国腐败萌生的原因,因地制宜地寻求对策。权力清单从规制权力的视角入手,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产生的机理,预防腐败的产生。另外,由于腐败萌生的多因性,发挥反腐实效还需要澄清权力运行乃至腐败发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清单建设与反腐法律、制度、廉教的建设协调统一。     

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功能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管理利益冲突的道德法律,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间接实现预防腐败的作用,是反腐败的基础性的间接辅助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单独实现预防腐败作用,只有与其他反腐配套措施所形成的体制性全面监管体系才能发挥反腐倡廉的作用。由于其自身反腐败机制存在缺陷,非理性夸大其反腐败作用反而对治理腐败的事业和改革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冲击,因此应当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在反腐败制度体系中的功能。     

论反腐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制度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提出对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反腐败要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战略背景,遵循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把握反腐败的核心要素,通过建立制度反腐败的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治理。     

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非政府组织在反腐实践中的理论背景和国际经验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反腐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可以为非政府组织的反腐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从国际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     

略论提高高校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对策

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如何提高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是当前面临的一个课题。从高校反腐倡廉制度设计、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制度执行力的因素，提出了提高制度执行力的对策。     

人民币利率管制的扭曲效应、规则缺陷和制度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利率管制可以分为严格管制和非对称管制两个时期.在此期间,利率管制扭曲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市场,成为引发银行业暴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危机等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利率管制扭曲效应的矫正亟需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当前银行法律制度中利率管理规则存在基准利率界定错位、监管部门权力泛化以及管制目标不清等缺陷,无法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利率管理要求.应当重构银行法的利率管制规则,明晰基准利率的内涵和外延,约束政府利率管制权的边界,转变利率监管目标和方式,推动存款保险、金融市场准入、金融机构破产等配套制度出台,并按民事和商事不同性质明确超过一定利率限度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责任.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现状及改进建议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改前后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理论及实践,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应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统一公司的经营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股权分置导致的同股不同权,造成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基本条件缺失,同时由于股改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致使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无法实施。为确保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科学民主的业绩考核制度,同时加快股权激励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根治腐败不能忽视社会心理

根治腐败既需要坚持制度反腐败,又需要坚持心理上反腐败.心理问题不解决,法制不能变为法治,制度不能变为实践.本文从理论、现实和历史经验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在反腐败中的地位、作用和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