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人感应中的“天”“人”关系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对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感应理论就是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百家用于阐释其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厘清其中的＂天＂＂人＂关系,是理解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关键。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辨正

董仲舒针对汉初因袭秦朝"刑治"所带来的弊政,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概括起来,董仲舒"任德不任刑"的思想主张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首先,是以"天人感应"说来总结德刑关系,提出"阳德阴刑"的主张,认为"德"与"刑"都是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其次,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要求施行儒家的"德治",德与刑的关系是本与用,而非主与辅。自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大一统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论汉代儒家董仲舒的生态美学观

董仲舒是汉代极具代表性的儒家,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代乃至以后的儒家文化发展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今天从生态美学观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仍然闪耀着极为重要的生态智慧之光。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的和谐关系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批判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用神秘的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孔孟的学说,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天人感应”论,就建立和巩固封建大一统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当时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哲学思想本身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其荒谬的神学唯心论。而这种荒谬的东西,又为中国尔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坏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重新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