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论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很高的立宪成就。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同五四宪法一脉相承,甚至某些条文都保持和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貌。这体现了五四宪法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价值所在。五四宪法从其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程序、立宪实质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宪政精神。     

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能否直接适用,在西方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从传统的"无效力说"到德国的"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以及美国的"国家类似行为说",它反映了立宪主义的发展过程.借鉴各种学说,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应可适用于私法领域.     

危机与整合：哈贝马斯民族国家 批判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危机的阐述可以通过其“系统—生活世界”的社会解释框架得以解释。在此框架下,民族国家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子系统的不协调导致的系统整合的危机、多元文化对原有民族整合基础的冲击造成的社会整合的危机以及系统整合对社会整合的压制导致的二者的失衡。因此,危机的化解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即以超越国家的政治机制弥补民族国家在系统层面的功能性不足,以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重塑社会整合,做到实现政治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平衡。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但在民族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危机面前,其强调的商谈政治、宪法爱国主义等对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全球秩序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宪法中的人权性阐释

从法源上讲，宪法的合法性根据应是人权，以人权作为起点和逻辑终点的宪法才能稳定而长久；人权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根据，决定了我国在立宪模式上应从政策性立宪模式转为制度性立宪模式，并应依据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来设置宪法的内容，彰显政府及权力机关对人权的服从；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完善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公权行为都必然因违宪而无效。维护宪法权威绝不能借助于个人权威,而必须依靠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达成,此一方面的任何"天衣之缝"都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崩解。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的中国立宪实践而言,建立健全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乃是维系宪法权威的唯一路径选择。     

简论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立宪制国家它是宪政运行中对宪法的重要创造性补充。起源于政治惯例的宪法惯例的构成必须具备三方面的重要特征。在中国法治化拓进的今天 ,深入探讨宪法惯例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论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发展的基础

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在于有英国立宪政治的深厚文化与思想做基础 ,在于社会各群体有在法治状态下生活的习惯和传统。济济的法律人才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起了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为美国的宪法政治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国家不豢养和保存大规模的常备军 ,人民的代议机关能牢牢控制国家武装力量 ,尤其能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经济命脉。另外 ,北美独立运动不是一场专制王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而是一场殖民地力量壮大以后争取分离的运动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1923年民国宪法之价值评析

从1913年《天坛宪草》至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止,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立宪努力,但最终产生了一部"贿选宪法"。这部宪法从其产生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文本上体现了当时立宪的先进水平,具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不具有合法性,并对中国宪政的进程产生极坏的影响。这次立宪行为也反映出宪政文化和基础的缺乏是当时中国宪政追求的主要障碍。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启蒙传播活动述论

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后,通过编辑出版宪政书籍、创办公会机关报、与当时上海较大的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相呼应、筹办法政讲习所和国会研究所等多种传播手段,积极传播宪政知识,努力进行宪政启蒙,使民众摆脱对专制社会的精神依赖,从而为开展政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论宪法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基础与依据。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完善和补充,它体现了宪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与宪法具有同等的效力。我国宪法的四次修正案体现了宪法规定由国家公权力向公民私权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国家的整体意识向公民个体意识,由一党执政向全民参政,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并始终贯穿民主和谐思想。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意义,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宪政的发展。     

宪政视角下的宪法工具主义误区及其克服路径

我国宪政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宪政发展的道路异常曲折,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屡屡遭到巨大的挫折。宪法工具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始终将宪法、宪政制度作为工具而非价值追求是造成中国宪政发展异常命途多舛的重要原因。面对新时期的宪政建设,分析宪法工具主义的产生原因避免陷入宪法工具主义的误区应当做到：坚持依法治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培养公民的宪政信念;宪政发展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宪政文化之功能缺失与程序补救

随着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宪政文化面临着功能缺失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不仅仅影响了我国宪政理念的认同,而且对于我国宪政制度的构建和宪政价值的实现带来很多障碍。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必须从宪法程序的角度来完善我国宪政文化,为我国宪政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     

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宪政主张

戊戌维新时期（１８９５－１８９８）,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存亡出发,开始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了重君权,变官制;开民智,兴民权;开官智,兴绅权的主张,为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比较现实的选择,同时也掀起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高潮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     

国家本质两难与宪法经济权利——基于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国家的“本质两难”实际上指出了国家存在的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本质两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也具有逐利的动机与动力;其二是议会民主制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失灵。因此需要通过宪政这种对约束条件本身进行选择的方式来克服国家的“本质两难”。同时,要把整个社会尽可能地建立市场选择的基础上,保障宪法经济权利,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     

宪法的“缺场“——从“宪法司法化“强势话语产生的悖论看话语范式转变的必要性

为了使宪法理念上的权威成为法律实践中的至上权威,宪法必须司法化。然而强势话语在论证宪法司法化的时候,忽略了宪法的主体地位,导致了宪法的“缺场”。为了使宪法法律化,实现宪法在现实中的至上权威,我们必须进行话语范式的转变。     

略论宪法的特征

以法治的眼光看宪法,它具有区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三个特征,即(1)双向制约;(2)自体启动;(3)裁判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