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

近代潮商的发展与其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采用制度理论视角,从组织场域层面分析了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认为150年前汕头开埠为潮商提供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不过,在近代,政府当局并不能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较完善的规制性制度环境。经济特区的设立同样给汕头带来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但规制性制度优势在逐步丧失。同时,在转型经济中我们未能建立有利的规范性制度支柱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支柱,不利的制度环境制约着现代潮商的发展。     

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江西流坑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的个案凸显了明清时期江右商宗族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关系。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走向繁荣。但是,商帮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     

儒家文化观与近代潮商经营理念

近代潮商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把儒家文化观渗透其中,形成了地域商帮经营理念,这种理念是在汲取区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近代潮商成功的保证。回顾近代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分析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原因,并论述其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     

粤商的发展与当代岭南商业文化

以海商为主要代表的粤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商帮,在粤商的长期发展中,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岭南海商的开拓冒险、崇尚家族宗族及社会资本、开放兼容、重商等诸多文化特点.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     

信念、权威与制度选择——基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思考

关于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选择机理的分析,以往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技术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方面,这种解释的最大缺陷是对人的作用重视不足。该文借助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逻辑分析,构造了一个内生信念与权威的模型,系统论述了制度选择的机理。文章的观点是,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是为了其特定的功能,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个人信念和权威;个人信念经过主导集团的认可、加工与宣传,最终成为社会信念,以社会信念为基础的制度选择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晋商家族制与徽商宗族制之比较研究

晋商与徽商都是驰骋近代商界的著名商帮.由于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即家族制和宗族制.文章力图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发掘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在背景、内容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总结出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对晋商与徽商发展的影响.     

试论周代雅乐制度

周代的雅乐制度体现了周人的礼乐等级，其目的是维护周代王室及宗族的权威地位。周人的雅乐制度中，乐悬是其核心。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周代雅乐制度的成熟要追溯到西周中期。     

生产与生存: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及其解决──重读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

在《第二性——女人》中,波伏瓦详细地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与原因。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在于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如男性,女性在个体生存能力上不如男性。而这两个“不如”是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中,由男女两性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潜能所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但既然这两个“不如”是历史形成的,它就不是永恒的。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论首要分子与主犯、组织犯之关系

中华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共同构建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的框架,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也造成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首要分子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传统理论,在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中的归属问题也有所混乱。首要分子与主犯之间是交叉关系、首要分子与组织犯之间也是交叉关系,而组织犯则存在于一切共同犯罪之中,都属于主犯。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真善美教育及其实施构想

真,确定事物的本质;善,规定事物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方向;美,表达事物存在的方式与状态。人的真、善、美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真善美教育的含义是:做事求真,做人求善,人生求美,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人进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谭平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谭平山通过参与创建和领导早期广东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作了重要贡献,并始终表现出一种爱国爱民、真诚合作的精神品质,值得缅怀.     

谈钢琴与手风琴演奏方法的异同

钢琴和手风琴(键盘式)都属于键盘乐器,也是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研究两种乐器在演奏方法上的异同,有利于更好学习和掌握其演奏方法,使之为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服务。本文谈了两种乐器的共性和个性差异,供学者在学习上参考。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