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结构刍议

西南地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民族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     

法权理论视角下的金融科技及风险防范

金融科技及风险防范制度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理论"对其有更充分的解释力。金融科技运行中的权利类型包括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和经营者的自由经营权,权力形态表现为监管机构的金融管理权。金融消费者权利的非理性行使、金融科技经营者自由经营权的过度扩张以及国家金融管理权运行中的失灵情形,是诱发金融科技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法权理论视角下金融科技风险防范的优化路径包括:提升金融素养,促成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理性行使;实施"监管沙盒",平衡经营自由权行使中的创新与安全;规范金融监管权,提升金融科技监管行为的有效性。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大多是围绕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两个维度展开的,对资本权力的忽视无疑是国家建设理论的结构性遗漏。本文从市场脱嵌和战争制造国家两个角度,检视了作为"自然权利"的个人财产权演变为主宰他人、俘获国家的资本权力的过程,资本权力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形式的"利维坦"。资本"利维坦"有公共权力的属性,主导着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塑造着公共话语权。资本权力是理解国家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变量。这样,国家建设理论由二维变成三维,这是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流行的政体理论和民主化理论。     

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     

场域视角下的电视问政:资本转化与权力生产

本文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电视问政节目形态及其社会结构关系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电视问政的参与者——官员、民意代表、学者嘉宾和媒体人——都深受资本、惯习、权力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之间竞争、博弈、对话、协商,背后隐匿的是资本的转化和权力的生产,从而建构出"赋权与反赋权转换"、"中心与边缘互动"两大图景。为了推动电视问政场域保持发展活力,本文提出,各方参与者应当实现角色的适当归位,同时要在节目范式上进行改革:推动民意代表产生方式的改革;提高参与官员的责任成本;提升专家与媒体的公共服务意识。     

科学“运”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关键

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通过树立科学善治的权力观,启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引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制结构,打造反腐倡廉建设的"民主利器",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搭建反腐倡廉建设的"可视化平台",提升权力制约的法治化水平,建构反腐倡廉建设的"刚性要件",提高权力运行程序的严密化程度,编织反腐倡廉建设的"缚权网络",运用高科技手段制约权力,构筑反腐倡廉建设的"科技屏障"等,从而逻辑地形成"思想引领—权制昌明—政务透明—法治规范—程序保障—科技手段"这样"六位一体"的科学"运"权机制,这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关键所在。     

国家权力中心的形成——从城邦社会到帝国时代

在城邦时期,国家(城邦)的权力分散于公民手中,国家权力没有发生集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社会进入帝国时代,在元首制下,屋大维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国家权力发生集中.到了戴克里时期,实行了君主专制,戴克里成为形式(制度)和事实上的国家权力中心.因此,国家权力中心是在帝国时代形成的.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度途径--TP P框架的权力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在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互动更为频繁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一种国际关系现象。冷战结束后,美国凸显为国际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占据体系权力结构中心的单极权力国家。美国在强调凭借军事手段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发挥国际制度的权力作用。美国在有效发挥其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表现为具体形式的实体权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同时,强化了国际制度规则的构建和运用。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试论创新背景下的我国高校科技管理

高等院校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之一,科技创新能力是其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高校科技管理是高校科技活动中所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管理功能的总称,是能否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目前我国高校科技管理还存在行政体制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考核分配、职称评定机制不科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协调等问题.因此,应积极创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鼓励跨学科研究;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官产学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高校科技管理模式,推动学术与行政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高校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权利还是权力:民族区域自治研究中一个难解的课题

在政治学中,权利指的是一种政治资格,体现的是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身份以及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时的价值取向。权力指的是一种控制力和影响力,政治权力是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控制力和强制力,是国家政治体系中实现资源分配的手段。权利决定了国家权力分配与结构,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政治保障。在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权利的平等,更要注重国家权力结构中民族区域自治权力的优化和完善,注重国家"有限授权"下民族区域自治权力的实际运作,这是不断完善、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浅析滇西民族村落的权力结构

运用韦伯对权力的经典分析来考察,当今的民族村寨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权威:"长老权威"、"以村支两委为载体的国家权威"和"财富精英";其三种主要的互动形态为:"吸收"、"共谋"、"拆台"。在民族村寨构建合理的权力结构,关键在于确保村支两委为绝对的权力中心,并进行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从而引导各种权威在制度内进行合法有序的互动。     

监督电子权力:信息科技廉政风险防控要论

信息科技已成为信息社会“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制约”的重要载体,但信息科技的应用并不代表权力已经规范运行,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存在易造成权力已关进笼子的假象或电子监督失真问题,伴随信息科技产生的信息科技廉政风险也成为影响“制度+科技”笼子有效监督权力的关键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新时期电子权力运行的特点,加强对信息科技廉政风险的防控,才能实现对科技手段的善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科技防腐的威力,切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李森科”事件再思考

随着前苏联国内部分档案材料的解密和最新研究,"李森科"事件的来龙去脉变得越来越清晰。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滥用所致,实质上这一事件的产生除了由于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外,科学家自身立场的摇摆不定和前苏联国内科技管理的纷乱,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我国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作的失衡及对策

目前高等学校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出现了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等一些使两种权力失衡的现象,学术权力中心地位受到影响,影响了高校的学术氛围、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品味的提升。本文分析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种权力的关系、两种权力失衡的理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中心-边缘”：自媒体与媒体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自媒体研究既需在宏观上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也需微观考察其新闻生产方式的多样性。文章采取“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以数据统计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解释自媒体参与下的、媒体领域的权力结构再生产。结论显示：中国的传媒体制构成“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体制变革以来,大型国有传媒集团始终处于中心地位;Web20浪潮之下,自媒体一方面挑战了原有的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媒体,另一方面在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构中依然处于边缘。这一再生产后的权力结构既异于以往,同时又继承了原有结构的若干特征,而非停留在“去中心、去权威”的简单状态,亦不能用“新-旧”或“精英-大众”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