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中国文论精神与天地相往来

《庄子·天下篇》云：“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中国文论的精神再好不过了。中国文论与天地万物甚至庸常生活血脉相连、精神相通。从万物之理可以感悟文学之道，相对“抽象”的文学之理也可用花鸟草木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作比。     

古代文论对文人画画论的影响

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文论对它在理论上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汉魏至南朝时期主要表现在“气”、“神”、“理”三个方面,在唐宋时期则主要体现在意境说上。     

论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范畴是丰富的，“味”也是其中之一，比及其他范畴，其历史更悠久，运用更普遍，影响也相当深广。然今天的古诗、文论研究，对“味”却不及“境”、“气”、“韵”等那么重视。本文试对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线索及时期进行勾勒划分，并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特点作简要评析     

明清小说批评中“情理”观的流变分析

情与理是我国明清小说批评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对批评用语。明代初期,瞿佑等批评们家的“情理”观念是“理”字当先,占绝对优势地位;明代中期至晚期,汤显祖、冯梦龙等主张以情反理,“情”至高无上;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的“情理”观念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批评家主张情理合一,二是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三大评点家,赋予“情理”新涵义;清代前中期,脂砚斋等批评家们的“情理”观更加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达到了“青出于蓝”的程度。     

文学批评的创造功能探微

在传统观念中,文学批评不过是一种创作的附庸,一种处于从屈地位的“二等艺术”(默克·克里格尔语)。自然,从事批评的批评家的形象也不佳,狄德罗先生就曾赠给我们的批评家一个相当精彩但也相当刻薄的比喻:“旅行家说,有一种野莽人对过路人喷射毒箭,这就是我们的批评家的形象。”(《西方文论选》374页)海明威则称批评家为“在文学身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桐城开创者的文气论，二是桐城中继者的文气论，三是桐城后学者的文气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予以考察。上述三个阶段与三个方面，标示出我国古典文气论发展到桐城派文论家手中。其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宋元时期古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古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以来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古文风格问题;元代批评家更是以风格批评为主体,从题材和风格的关系上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格”的内涵以及标准.从理论上为明清时期古文风格论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铺垫.     

《原诗》本体缺失与本土文论建设

综合叶燮《原诗》的研究资料发现,关于其本体的论述,形成了“胸襟”本体论、“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唯物主义本源论、主客体系统本体论等,这充分说明叶燮《原诗》的本体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他的诗学体系不完备。由此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可以从确立核心范畴、加强理论推阐、创新文论话语三个方面,来进行本土文论建设。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宋金"海上联盟"期间的领土交涉--以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的记载为中心

<燕云奉使录>是赵良嗣出使金朝与金人洽谈联合灭辽及收复燕京等地的出使记录,书中保存了宋金"海上联盟"期间关于领土交涉的第一手资料,所记基本符合当时宋金交涉的历史实际,是我们研究宋金"海上联盟"期间宋辽金关系以及领土交涉等问题的重要资料,是其他各书所无法取代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明代戏曲评点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初年的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是戏曲评点的高峰 ,但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戏曲评点已经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 ,它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家李卓吾开启戏曲评点风气的奠定阶段 ,文人竞相参与的拓展阶段 ,创作、评点合一的深化阶段。清代初年金圣叹的评点《西厢记》正是明代戏曲评点的逻辑发展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师从之争:金代文学创作论探析

金代文学创作论贯穿着"师古"与"师心"之争。师古派的赵秉文师唐求意、崇尚忠厚之气,元好问则上追风雅,力主儒家中和之正,成为明代复古派的前身。师心派的李纯甫、李经主张以心为师,不蹈前人,对于纠正创作中缺乏创新的弊端有重要意义,开启了明代性灵派的先河。     

婆卢火与金泰州

本文依据《金史》和相关资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金朝建国后派往金泰州,即今天的白城及周边地区的第一任都统婆卢火,在泰州任都统18年间,为移民屯田,发展泰州农牧业,参加建国灭辽战争和修筑界壕边堡,巩固东北路边疆所做的历史性贡献。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